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抑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内也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影响和干扰改革开放的事件或风波,中国再次处在一个事关命运抉择的重大历史关口,特别是“姓资姓社”的“紧箍咒”,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发表了关键性的重要谈话。他坚定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没有错,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针对“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他特别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与管理方法,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4]。“南方谈话”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从而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便获得了它的“点睛之笔”。在党的十五大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当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被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就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严峻考验。并且,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与人们的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领导干部经不起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外部环境的考验,在金钱、美色等“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严重侵蚀党的肌体,破坏党群关系,影响恶劣。在这种形势下,必须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加坚定地坚持党的性质与宗旨,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团结统一。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出现了诸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他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很多情况下,不仅有经济利益的诉求,而且有政治进步的愿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合理要求,并由此凝聚和团结他们的积极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崭新的时代课题。
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州首次完整提出了“三个代表”:“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6]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内涵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提出允许吸收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论断严肃且不乏生动地向人们宣示:党的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在当前乃至今后更长的历史时期内,考量一个人或社会团体有没有时代先进性,主要看其有没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就个人而言,不管他的社会身份如何,只要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就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7]正是在这种实践境域中,中国共产党既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又放眼于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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