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的中国意义：改革与风险（2）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非斯大林化和4月、10月的波匈事件（4月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的匈牙利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其国内根源则在于执政党沾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其中，最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震撼的是后者。可见，不论国内，还是国际，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不就是太平无事了。矛盾还是尖锐的，斗争有时也还会是激烈的。这一判断招致1956年9月中共八大刚刚确立的正确路线开始受到挑战和动摇。

二是国内因素。在政权得到巩固，社会经济政治趋于有序稳定的情况下，中共准备带领中国转向民主、法制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于是针对中共自身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腐化浪费等现象，号召知识分子帮助中共整风，就是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改正。但整风运动的结果，结合当时国际的政治形势，反而让毛泽东觉得政权面临威胁，仍然有反党力量的存在，甚至存在政权可能得而复失的危险。于是乎，作为整风运动的成果，直接导致了全国反右运动的到来。

1956年中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一方面，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的深刻变化。所有制性质变了一一官僚买办经济、地主经济和资本家经济已不复存在；社会成分变了一一暗藏的特务和反革命消灭了，地主、资本家、富农正在从剥削者转变为劳动者，也就是说，国内的敌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这时，不仅工人、农民真心拥护共产党，就是大多数社会名流和知识分子也对共产党人心悦诚服，认为他们的确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巩固政权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进入社会主义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接连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针，甚至考虑采取某种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调动一切社会积极因素，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另一方面，中共对当时形势的认识也是清楚的。因此，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中共的现时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从革命转向建设。这是中共思想政治路线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中共对自身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即取得执政合法化必要性的初步认识。

在中国，经过镇反、肃反和一系列改造运动，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即使还有一些残余力量，也不会翻起大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清除一些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

在毛泽东看来，既然反动势力已经基本清除，原有的剥削阶级正在被改造为新人，广大知识分子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就不会再有人对中共的执政地位提出挑战。但与此同时，在中共的干部中，贪图享受、追求名利的思想正在滋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现象日益严重，而对这一切，仅靠党内思想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于是，毛泽东决定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且亲自在党内外进行广泛的宣传和鼓动工作。当时，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的一批热心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有识之士确实被发动起来了，他们仗义执言，针砭时弊，大胆地说出了许多过去不敢讲的话。令毛泽东不哉杏忍的是，有些批评的矛头竟然指向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方式提出质疑。看来，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想要翻天的还大有人在。毛泽东决定进行反击，而这个决定又恰恰迎合了党内基层干部对整风运动中诸多言论和做法的不满情绪。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很快在全国铺开，革命的暴风骤雨再次降临中国大地。

在这个背景下，中共八大提出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遭到否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经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得到最后解决。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很容易做到。搞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本来就是中共驾轻就熟、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反右派”斗争很快取得了完全胜利。此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方面，并且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响亮口号。不过此时开始的经济建设高潮，便是借助“反右”的强劲东风，继续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方式。

那么，即使产生了上述不正确认识和选择，怎么就会导致革命、运动和劳动教养呢？这就是历史的契合！因为为了维护和实现理想，前面已经说过，中共的“性格”和特长就是革命和运动，通过革命和运动取得斗争的胜利。革命和运动都具有惯性！而基于信念的斗争更是其乐无穷。于是乎历史提供给中共由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机会，同样也这样历史性的错过了。

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即使存在威胁甚至危险，为什么非要通过革命、运动和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来解决呢，为什么不能采取理性的民主的和法治的方法来解决呢？答案非常简单，一是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共的成长和成熟同样同样需要经历；二是性格作为一种内在的个性特征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改变的。这同样是不以当事者意志和水平为转移的。

于是，从反右开始，劳动教养就一次次地担负起了这样那样运动“成果”承受者的任务。而在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共历史上最大和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运动中，劳动教养却失宠、失去了自己的舞台，同样是因为它不具有与“文革”相适应的革命性和运动性。因为，它虽然比劳改判刑便利，但毕竟还要经过这样那样的程序，有碍革命和运动迅速、彻底地开展，管制、牛棚和“五.七干校”等群众专政更便捷更有力的形式，取劳动教养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