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的中国意义：改革与风险（3）

这是劳教之于中国的第一层意义，即它是中共为维护和实现自己社会主义的理想，同时是中共作为革命党、运动党及其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结果。

因此，中共17大之后，最高领导层多次明确提出和强调“不折腾”，是何其重要、英明、伟大！

2.劳动教养与中国文化：知识分子附属性、控制、打天下坐天下

劳动教养第二层的中国意义是：它是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特有属性的反映。劳教作为中国特有的制度，必定与中华文化有着多种联系。我只就其中控制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属性两个方面作一分析。因为知识分子事关自己，且有切身体会，所以在中国文化中专门说几句。

在源远悠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控制是核心词之一，甚至可以说控制是在中国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的治术中，居于核心和灵魂地位。即使时至今日，比如，今天我们的社会稳定依然散发着中华文化社会控制思想的智慧光芒。

控制的原点或归宿是什么？那就是政权。控制的性质和程度与政权受到威胁的关联程度成正比。威胁越重，危险越大，控制便越严厉。而政权取得的合法根据，在中国就是打天下，坐天下。同样打来的天下，只有被打掉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不管何种文化，只要适于国情，取得为一种广泛而普遍的国民性之后，似乎都无可厚非。所以，为了保住政权而实行的控制也就取得了正当性和合法性。

劳动教养正是在维护社会主义政权的控制中产生、存在和变化、发展的。一部劳动教养史，就是一部新中国的社会控制史。

----其1955年产生是基于收容被清理出来的反革命残余，巩固政权，全盘控制社会政治力量的需要；

----而其1957年的真正实施则是基于思想、理论和无产阶级阵地的控制；

----其文革中被停止破坏，同样是因其不利满足文革时期非常控制的需要。

----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劳教的变化和发展呢？同样还是控制。是基于常态下的社会治安及其他特殊需要的控制。当然主要不再是直接的政治斗争的控制工具，与我国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劳教转而成为主要针对社会治安的管理和控制。并且因为其独特的方便、灵活和开放而特别有效和好用，进而不断地表现出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但当劳教的这些与生俱生的优势遇到中国社会的民主与法治成为全社会普遍的生活准则和基本的治国方略时，时代便面临重新的思考和选择。

如果说，中国文化的控制之于劳教的关系可以说是比较易于理解的，那么，劳动教养与中国文化中知识分子的附属性，又是存在怎样的关联以及如何发生这种关联的呢。

历史上，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非权利（本位的）社会。这也是中国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一部分。这一国民性使得同样智慧的中国知识分子，有着与西方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传统，这就是在自己具有独立思考、思想和观点的同时，在人格或人身上却是依附的与附属的（当然这里不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全面研究，故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等等被视为优良的品质，在此不予论及），是一个分离体、矛盾体。

和忠诚一样，缺乏或丧失了独立人格的忠诚必然导致奴性。中国知识分子的附属性也是中华文化国民性或民族性的一部分。在更为基础的中国乃权力社会的文化体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这种附属性，便表现为对权力的不只是忠诚而是某种形式和程度的附属和奴性。并且这种附属性至今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地位普遍地取决于取悦权力（主子）及获取认可的程度。包括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从知识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价值和人格来讲，同样可以给予此种解读。理论（知识）似乎如果离开了被实际（权力）采纳和应用就丧失了自身的独立价值。理论和知识的价值在于，要有用、被用，要得宠。否则你就不值钱、就没地位，就要承受冷漠、就要被边缘。此处不论。

我要说的是，正是中共1956年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形势的分析，认为知识分子已经对中共政权心悦诚服，衷心拥护，因而要利用和通过知识分子对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享受腐化等错误倾向发起批评和进攻时，知识分子得宠了，忘乎所以了，以至于忘了自己“奴才”的本分（当然，也可以这种得宠和被宠幸的感觉，本身就是骨子里就是奴才、奴性的表现）。所以，在1956年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被发动作为帮助中共整风的急先锋，尽心竭力地向中共表明善意和衷心之后，他们春风得意、得意忘形、无意之中不慎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共的高层甚至最高层。正是以知识为主力的过头和指向错误的整风运动，直接招致了毛泽东领导中共发动了旨在保卫政权，反击反革命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进攻的反右运动。而反右运动的主体则是反知识分子。

这是富有戏剧性的历史一幕：当知识分子还没有从得到中共的信任和赏识，帮助共整风的美好中苏醒过来时，他们便被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到来的、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狂风暴雨般的、社会大革命式的反右运动风卷残云般地席卷而去...中国知识分子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对象和之后因反右而开始大规模实行的劳动教养的主要对象。右派分子多为知识分子、劳教关的也多是知识分子。

3.劳动教养与中国社会治理：宪政与法治

劳动教养之于中国的第三层意义在于，宪政和法治的缺失。

前面说到控制是中国社会的治术的核心，但控制同样可以是相对宪政的和法治的。但劳动教养作为中国特有的制度，其在中国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有力地说明，宪政和法治的缺失甚至缺位是中国社会治理的突出问题之一。显然劳教与个人权利、正当程序等若干宪政原则和法治规则是相悖离的，正因此，在劳教的改革中，试图在宪政和法治框架下找到解释和出路的努力，最终只能是徒劳的。这已经为劳教立法和改革近30年的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