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能源治理的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4）

四中国的能源外交应对

中国能源外交从全球战略出发，以增强境外能源保障能力为目标，通过统筹政治、经济、外交、环境等多种组合手段，逐步实现中国从能源大国到全球能源强国的转变。中国的能源外交政策包括全球能源治理、国际交流对话、双边合作等三个方面。一是在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方面，中国致力于提高国际能源事务的参与度，努力落实各项国际承诺，积极参加未来阶段国际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努力维护能源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环境，③

努力争取国际能源贸易、价格、机制、规则等方面的倡议权和话语权，加强与国际能源署、能源宪章等组织的伙伴关系。中国倡议在二十国集团框架下建立一个包括能源供应国、消费国、中转国在内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①倡导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二是在开展国际能源交流与对话方面，中国在国际能源论坛、世界未来能源峰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能源交通双部长会议、国际能源署部长级会议，东盟+3能源部长会议等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开展能源“邀请外交”和“走出去外交”，发展与资源大国、能源富国的平等互利关系。三是中国的能源双边合作覆盖各个领域和地区，中国以能源国际通道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纽带，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资源国以及中东、拉美等地区的务实合作；②巩固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战略资源能源合作关系；创新与发达国家的低碳能源伙伴关系，发展与欧美的页岩气、智能电网、新能源等领域合作。

面对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欧美等国从战略、贸易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新能源发展进行遏制。中国应该推动能源全球主义，强调与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安全、促进新能源发展上拥有广泛共识和利益交汇点，因此在应对全球能源环境挑战中，世界各国不断推动全球主义下的合作，减少功利主义对全球能源合作的影响。

首先，中国必须避免单一的政治外交，需要积极开展经济外交，通过能源环境领域合作，减少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华的敌意。中国应将能源战略与外交战略结合起来，通过外交途径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能源环境。能源外交的核心是通过外交政策和手段确保国家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充足和价格合理的能源特别是石油供应。随着全球能源生产轴心向北美转移，美国未来成为最大的能源生产国，而中国则是最大的消费国，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互补也是显而易见。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奥巴马和罗姆尼总统大选辩论的主题之一是能源，奥巴马反复提出美国正在转变成为全球资源强国（resourcepower），并且应随之调整美国的能源安全理念和战略。奥巴马第一任期国内原油生产达到14年以来的高峰，净进口量则处于20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已经是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目前中国煤炭进口依存度已经达到14.6%，是能源资源领域的消费大国和进口大国，对于能源特别是油气领域的合作具有共同的需求和基础，完全可以求同存异。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可以避免在地缘政治竞争关系向敌对方向发展，并在能源、经贸等各方面携手合作，促进全球能源市场规则稳定，促进能源市场成熟发展。美国在天然气、核能、煤炭、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具有全球的技术和资源优势，中国在这些领域对美国的依存度逐渐上升，因此争取美国的认同与合作，避免与美国的冲突，对中国的能源关系极为重要。

其次，气候变化是推动中国能源外交的主要力量。如奥巴马在2012年民主党大会上多次强调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众所周知，新能源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对于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共同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和欧美的合作可以有效地降低新能源的成本，不仅提高了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对全球推广绿色新政和提高能源效率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能源领域与美国的合作意愿正符合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绿色新政的新能源发展规划；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强调的煤炭和页岩气合作也为中美合作奠定了制度基础。李侃如在美国参议院外事委员会发表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挑战与机遇》中说，“至关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必须通过逐步弥合分歧的现实合作才能有效地促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低。”①

因此欧美发达国家应该从人类共同利益、从新能源制造成本等角度重新考虑能源贸易的保护主义和功利主义，推动全球主义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实现人类低碳发展。

再次，中国必须应对能源功利带来的地缘变化。马汉认为：争霸世界的关键在于争夺能源的能力。美国和英国对石油航路的控制成为海权大国长期主导国际体系的基础。海权大国（美、英）和陆权大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围绕能源占有和利用的竞争成为近400年来霸权兴衰的历史轨迹。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中，亚太地区毫无疑问成为美国战略重点。亚太地区成为大国权力和利益竞争的中心，中美影响力和资源的分配成为关注的重点。很多学者认为，美国会把中国经济发展视为对本国权力和安全的冲击。而中国石油的进口和运输通道似乎曾为美国亚太布局的抓手。印度洋航线组（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中东海湾-中国港口航线）承担了大部分中国进口石油的海上运输，中国的南海诸岛也是印度洋航线组的关键环节，中、日、韩等国超过85%的进口石油从此地经过。目前南海诸岛遭到周边一些国家的侵吞，某些岛礁被别国占据，岛屿争夺背后更存在美国期望主导印度洋航道组并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面对亚太地区地缘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中国也不得不从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出发，防范美国作为亚太地区霸权的能源布局，维护中国能源运输通道安全。作为政治盟友，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是中国主要海外石油来源地区。伊朗矿产资源丰富，地缘处于三大洲的交汇之处，且拥有世界上10%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通过道义支持和经济援助，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中国发展能源合作有良好的政治和道义基础。伊朗局势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影响日渐扩大，在当前天然气对中国的作用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中国需要考虑发展与上海合作组织的能源盟友关系。

最后，面对欧美能源功利主义，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取决于其能否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掌控新能源，而自主创新的能源技术是无法通过中美合作取得的。面对美国有可能遏制中国新能源发展的图谋，面对下一代能源的国际激烈角逐，面对国内节能减排的严峻态势，中国需要尽早统筹集中国内各种资源、落实融资信贷和技术转让政策以及重组集团化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中国能源结构的跳跃式发展，争取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后掌控全球新能源的战略高地。国际能源署提出，如果中国政策得当，若中国现有政策得以落实，中国将在太阳能、风能、核能、电动车方面成为第一。未来25年内将新增光伏太阳能装机容量85吉瓦，风能新增335吉瓦，核能新增105吉瓦，电力和混合动力车新增850万辆。①

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中国的能效提高速度、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增幅增速、低碳研发投入等绩效举世瞩目，中国逐渐崛起的低碳经济产业已经成为支撑中国气候外交主动出击的硬实力。②

因此，“内求绿色发展、外争发展空间”的战略需要始终与中国大国崛起同步发展，在对外领域，必须积极应对发达国家的“能源威胁论”，发达国家通过高耗能产业的转移或者污染物质的贸易形式③把“高排放和高能耗成本”转嫁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高耗能产品牺牲了自身的环境和资源，得到的结果就是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产品把污染物以“合理”买卖的形式留在发展中国家。这一动力机制充分说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实际是把能源和资源过度地出卖给发达国家，①而把污染留给自己，同时又在全球范围内和发达国家争夺能源资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拼命鼓吹“环境威胁论”。②

如同丹尼尔耶金所说，将中国这样的巨人融入全球贸易和投资体系（包括能源体系）中来而不是让他像小商贩讨价还价一样与各个国家分别打交道将是非常明智的，实际上也是非常迫切的。这不仅对中国的能源安全有利，也对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所有成员有利。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从全球的角度，更为强调人类共同目标，把大国责任和共同利益阐述得较为清晰，因此在具体的能源实践中，处理功利主义和全球主义始终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重点阐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价值取向：一是通过“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着力突出各大文明之间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二是以“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和“公平正义”作为精神核心，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这对于中国利用市场方式，通过合作共赢参与和塑造国际能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能源外交，将会在现有能源体系中遵循能源规则开展，并有效地推动能源全球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