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关系再定位（2）

“污名化”的地方政府？

中国的改革起始于地方，地方政府曾是中国创新的主要动力之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方政府如何“找钱”，成为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困境。这个普遍被业内人士称为走上了“邪路”的过程，从曾经屡禁不止的包括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在内的“三乱”，到房地产市场兴起后开始以卖地为主的土地财政。

时至今日，由土地财政引起的高房价，各种政府投资导致的高额地方债务的系统性风险，系统性的社会不公等当前中国的重大矛盾，似乎都能指向地方政府，如同取消农业税前的乡镇干部，如今的“地方政府”几乎背负了中国社会问题最重要的骂名，成为舆论中首当其冲应当“被改革”的主要对象之一。

另一方面，“跑部钱进”在中国政治生活热度一直不减，特别是部委“老大”国家发改委三里河办公楼前的地方官员群体，一时成为中国经济动向的晴雨表之一。这形象的反映出，在整个政府体系中，地方政府事实上自主权非常有限。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杨雪冬长期研究地方政府治理和创新，他表示，央地关系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难点问题，改革以来，主要的思路是通过激发地方政府的利益意识来发挥地方积极性。但是地方政府的利益过强，会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集中体现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削弱，中央意志落实不力。

然而，地方有着自己的逻辑。我们可以看看武汉的例子。

如今的武汉市正以“满城挖”和高负债而备受舆论非议。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任领导上台，一般都希望城市有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应该理解，变化事实上也是大多数老百姓所希望的。武汉以前发展过慢，现在希望成为中部的中心城市，最近5年开始启动大规模城市建设，10年干了20年的事，难免比较混乱。如果没有大的变化，将包括修地铁、大桥等缺乏利润回报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好，对民营经济和招商引资会有很大的制约。

变化是要花钱的。他坦承，建设资金确有一些困难，主要来源还是银行贷款和土地拍卖。“现在如果审计后搞地方债排名，武汉又在前面，对一把手也是一种压力。”

由一个具体的例子可见，在全民“建设热”的情况下，一个地方政府面临的选择和困境：不建设，与其他地方比起来就会落后，要建设，在缺乏系统性合理决策机制的情形下，基本上由主要领导决定如何进行，效率可疑；而资金来源，除了举债，卖地，途径甚少。

不可否认，近年来，地方政府虽然受到的批评众多，实际上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然而，在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已经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稳定的境况下，中央政府从大局出发，必须要将地方政府从这一困境中解脱出来。

并且，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现有阶段，构建一个以法治为基础、责权利明确的央地关系，不仅仅是为缓一时危机，也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制度升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