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地关系再定位（3）

变化几何？

以上可以看出，让地方在中央规划好的大框架内，一方面有更大自主权，一方面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发展，正是此次央地关系再定位的主要指向：通过土地、城市建设等各种规划，使得地方政府必须按照规划行事；拥有更大的行政自主权，自我管理好辖区内各种主要事务；通过中央加大支付力度，减少地方财政负担；通过允许发行地方债，使得地方债务透明化并受到更大节制；通过负债率与政绩挂钩，节制地方官员的低效投资冲动；通过环保考评等，节制落后产能；通过农村集体土地同权入市和房地产税等，减轻地方对土地财政依赖；减少贪腐，清简作风；通过司法去地方化，用专业的法律手段实现社会公正。

可以看出，这是一整套有一定内在联系的设计，正对应《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体改革目标。

三中全会后的地方政府可能发生哪些大的改变，在目前全国仍然普遍“学习”三中全会精神，许多后续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的情况下，并不完全清楚。各级地方官员对于可能的变化，也仍不得而知。

一个细节是，某省最近进行的一次干部培训班上，讨论三中全会主题时，当问及觉得《决定》中“哪条好”时，都不约而同的指向“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一条。来自地方的官员们对此前央地财政分成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最近更为频繁出现的高级官员被查处，表明中纪委对腐败的高压打击近乎常态化，而细到禁止贺年卡、鞭炮等琐碎地步的“作风建设”表明，以纪委为代表的中央会持续渗透在各级官员的细微日常生活中。这些高压反腐举措对于各级官员，相信都有很大震动。

司法去地方化，可以预见的是，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与地方政府相关的案件处理的公正性，与强势的纪委系统一起，成为制衡地方行政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至于行政权下放，宋世明认为，审批权下放的一个显著变化可能是，以后“跑部钱进”会变少，而到省里“跑厅钱进”的会多起来。央地关系一般是在省一级和中央划分清楚，省以下再由省一级进行划分，省级成为中央下放权力的大平台。

舆论曾普遍担忧，行政审批权下放将可能使地方政府产生新的投资冲动。现在看来，这种担忧也许不无道理。他们一般的回答基本是：我们原本不发达，发展的空间还很大，以前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赶上。

农村集体土地同权入市和房地产税会否冲击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现在仍未可知，但不少地方政府显然正对此忧心忡忡。如果土地财政继续不下去，地方政府需要进行大规模建设，只能进行更大规模的借债。

一个投资冲动型的地方政府如何可能转变为一个清廉高效、权责财相配套、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一系列中央政策已经作出了系统性的安排，接下来必然还将出台更多具体措施，其具体执行和成效如何，有待进一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