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兴力量崛起: 单极自律形态的结构性压力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进程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一方面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为军人威权体制提供了功能层面的合法性,有力巩固了威权体制的政治根基,另一方面也引起社会组织和经济分配方式的明显改变,促成了新兴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从而对军人集团不受约束的排他性政治主导地位形成了结构性压力。
随着技术创新与资本运作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作为新兴利益集团的知识精英———中产阶级与商业精英———资本集团的社会影响力与日俱增,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跻身制衡圈层甚至核心圈层的政治权力诉求。
( 一) 知识精英———中产阶级的平等诉求
现代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化的技术分工、城市化的人员流动、全球化的观念传播等影响因素,但更关键的决定因素则是国民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这在根本上巩固和拓展了作为城市中产阶级中坚力量的知识精英群体。
威权体制时期,各国教育水平在高比例的财政投入下得到显著发展。韩国朴正熙执政期间,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60 年的10. 1 万增至1980 年的60. 2 万; 1988 年军政府下台时,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超过136 万,高等教育入学率高达39%[8]。泰国军政府时期,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57 年的不足1. 5 万增至1974 年的10. 7 万; 1980 年半威权体制建立时,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超过20 万[9]( p284-285) ,每十万人中大学生人数约1891 人,达到甚至超过西方国家水平[10]。印尼苏哈托执政期间,在校大学生人数从1969 年的15. 6 万增至1998 年的238. 3 万,高等教育入学率也从1. 69%增至11%[11]。
知识精英群体规模的迅速扩充,一方面缓解了东亚发展型国家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过程中面临的人力资源缺口,并推动经济利益结构朝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政治权力结构中知识精英的分布格局。
威权体制初建时,知识精英相对稀缺,因此有志从政者大部分都能通过加入或依附军人集团的方式跻身核心圈层。但是,随着知识精英人数倍增,权力核心层逐渐趋于饱和,大部分新生代知识精英被迫滞留在边缘圈层。尽管对知识精英而言,通过从商等方式也能分享经济增长的发展红利,但问题在于,军人集团在单极自律形态下拥有排他性的权力主导地位,从而使得跻身核心圈层的少数精英能够在付出相同努力的情况下,依托国家权力轻易攫取更多的利益回报和更高的社会声望,从而引起其他知识精英特别是即将步入社会的在校大学生的普遍不满,要求革除政治特权,构建平等的竞争机制。
( 二) 商业精英———资本集团的自由诉求
随着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腾飞,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商业精英逐渐在经济利益结构中拥有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这就使得以商业精英为社会基础的资本集团不再满足于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依附地位,开始要求分享政治决策主导权,从而为自身开辟更为独立自由的发展道路。
威权体制的主导者,韩国的朴正熙、泰国的沙立、印尼的苏哈托都在执政期间反复强调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以及对私人部门的扶持与保护。沙立政变上台后,针对私人部门和外商投资者的顾虑,特别在革命委员会的第33 号公告中明确承诺: 政府将不会投资于可能与私人部门形成竞争的工业项目; 政府不会将私营企业收归国有。
从形式来看,私营企业似乎拥有很高的独立性和自由度,但在现实中,由于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市场经济起步之初,私人部门的经济资源积累相当有限,根本无法满足私营企业的发展需要,因此在资金、技术、市场等各项经济资源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并为军人集团直接或间接把持的情况下,各国的政商关系通常都呈现“庇护-依附”的互惠式不对称关系。
在韩国,朴正熙政府为提高私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包括贷款减息、税收减免、厂房用地优惠等在内的诸多补贴措施。其中仅贷款减息一项,朴正熙政府在20 世纪60 年代给予私营企业的补贴额就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70 年代推行重化工业发展计划期间,更是进一步增至10%[12]( p115-120) 。尽管朴正熙政府在形式上设定了相对公平的补贴原则,但在实践中,通常更“理解”政府意图的商业精英能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
在泰国,私营企业通常都需要遵从传统的庇护制原则,依附于威权政府的权势人物,一方面谋求庇护,以免受公权力侵害,另一方面争取政府把持的稀缺资源,以利于增强竞争优势[13]( p159) 。
在印尼,苏哈托执政后改变了苏加诺时期重视国有化、没收外国资产的做法,但却并未改变发展国有经济的政策初衷,对能源、金融、重化工等行业的国有企业大力扶植,从而使得苏哈托家族及其亲信密友能通过裙带关系的庇护制网络,有效把持国家发展的经济命脉和稀缺资源[7]( p124-126) 。如果私营企业不愿依附于威权政府的关系网络,就很难获得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与成长空间。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私人部门的资源积累日益雄厚,再加上海外经济资源的大量涌入,使得私营企业在生产经营方面对威权政府经济资源的依赖性不断下降,曾经有利可图的政治依附关系开始不再具有吸引力。
从消极层面来看,作为依附者,商业精英需要为威权政府的权势人物提供源源不断的献金,以满足庇护者对个人敛财和派系分赃的利益需求。由于在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圈层,因此即使是掌握着市场话语权的财阀,也很难抵御来自军政高官的公权力侵害。后者一方面攫取庞大利益,另一方面却“不需要对商人群体承担政治责任,而且毫无理由认为,他们会希望采取或实施任何普遍性法规以维护商人的社会经济利益”[14]( p252) 。这就使得缺乏安全感的商业精英开始寻求更高的政治权力地位,以提高对公权力侵害的抵御能力。
从积极层面来看,随着大型私营企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拥有国际竞争力,威权政府在“进口替代”时期奉行的保护性政策开始不合时宜。对于渴望更多资金、技术、人才和市场的私人资本而言,威权政府对国际融资的限制、对进出口的监管、对行业的特许审批等,都成为制约其扩张的重要障碍。于是,通过资本集团施加政治影响力,促使政府改弦更张,推行更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也就成为商业精英的迫切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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