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3）

　四、威权体制瓦解： 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由于在单极自律形态下，政治主导权具有唯一性与排他性，并未给新兴力量预留发展空间，因此除非军人集团动用暴力镇压反对派，否则根本无法通过协商与合作的非暴力方式化解结构性压力。这就使得在威权统治后期，军人集团迫于形势开始对政治权力结构进行调整，试图构建新加坡式的单极多元形态，或是日本“55 年体制”的寡头多元形态，从而在更具弹性的架构下继续维持军人集团的政治主导地位。

对于中下层政治反对派，军人集团一方面加强政治宣传，深化以国家发展为目标的政治共识，并承诺有步骤的政治改革，安抚中产阶级不满情绪，另一方面采取暴力的强硬手段压制民主运动，特别是激进学生运动。例如，泰国1976 年“10·6”事件，造成至少46 人死亡，100 多人受伤，3000 多名学生被捕［15］。韩国1980 年光州事件，造成至少154人死亡，4000 多人受伤或被捕［3］( p224－225) 。印尼苏哈托执政期间，更是娴熟运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反对派就范［7］( p128－133) 。

对于上层政治反对派，特别是拥有雄厚资本的财阀，军人集团则为其预留了政治发展空间，使其能在权力结构中跻身制衡圈层，甚至有条件涉足核心圈层。例如，泰国军人总理炳执政期间，曾鼓励私人部门通过正式的商业组织对国家经济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16］( p58－65) 。20 世纪80 年代初，炳政府设立公私联合咨询委员会，并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决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7］( p228) 。该委员会主席由总理兼任，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以及泰国商业协会、泰国银行家协会、泰国工业联合会的代表。从1981年到1987 年，该委员会总共审议通过经济政策决议143 件，其中三大公会提出87 件，政府与公会联合提出40 件，政府单独提出仅14 件［18］( p124) 。

由于各国军人集团的领袖权威存在差异，因此各国在权力结构的调整方向选择上有所不同。泰国的政治强人沙立病逝较早，其继任者他侬在执政期间不仅大肆贪腐，并且无视军人集团论资排辈的等级传统，试图指定其子纳隆为继任者，结果不仅严重损害军人集团凝聚力，而且也使得沙立时代树立的领袖权威遭受重创。因此在炳执政时期，被迫赋予资本集团更多的政治话语权，使得权力结构的调整方向更偏向于军人集团在核心圈层与资本集团等政治力量共治的寡头自律形态。与此相比，印尼的政治强人苏哈托长期执政，有效保证了军人集团的凝聚力与政治领袖的权威性； 韩国的政治强人朴正熙遇刺身亡后，其继任者全斗焕成功承袭了领袖权威的政治遗产，避免了军人集团的冲突分裂。因此，印尼与韩国的军人集团赋予资本集团的政治话语权相对有限，从而使权力结构的调整方向更偏向于单极多元形态，即军人集团独占核心圈层，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衡圈层政治力量的监管与约束。

尽管军人集团为保持统治地位进行了改革，并且让渡了部分权力，但问题在于，无论是寡头自律形态，还是单极自律形态，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治主导集团提出很高的执政能力要求，从而使固步自封的军人集团日渐难以胜任。

东亚发展型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奉行国家发展主义，因此政治主导集团的首要职能是稳定政治局势，并以强制甚至暴力手段集中资源办大事。军人集团拥有严格等级制度与集体行动能力，能在最大程度上契合国家发展主义的客观要求，从而成为社会发展共识的承载者，获得独断专行的政治主导地位。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完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日趋复杂，政府管理对专业化的要求不断增加，曾经为军人集团所熟悉和掌握的命令式管理方式已不再适应形势需要。由于缺乏专业的行政管理人才，军人集团在政府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倚重技术官僚。这就使得在威权统治后期，尽管军人集团依然在形式上把持行政权，但在具体工作中，行政执行权却为技术官僚集团所渗透和掌握。

军人集团执政能力下降，最突出的表现在无力应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尤其是如何协调效率与公平的现实难题。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国民经济高增长，但另一方面也引起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发展失衡问题。在韩国，尽管威权政府通过“新村建设”有力推动了农村地区的发展，但主要资源集中于首尔及近畿的客观现实，使得地区差异相当明显，从而引起强烈的地域主义倾向。在泰国，“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导向使繁华城市与破败农村的反差明显，从而引起中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村民众的普遍不满。在印尼，贫富分化与马来人－华人族际冲突以及爪哇岛－外岛地域冲突的相互叠合，使得原本就缺乏凝聚力的“千岛之国”面临严峻的社会分裂难题。

尽管军人集团意识到发展失衡的严重性，并且试图通过制定国家发展规划的方式出台对策，但最终却根本无力贯彻落实。一方面，随着单极自律形态的瓦解，军人集团不再拥有独断专行的决策权，必须兼顾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资本集团的利益诉求，因此并不符合商业精英既得利益的公平发展政策，很难在政策博弈中顺利通过。另一方面，公共部门也很难承担经济改革的成本。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舞弊低效的行政机构，根本无力贯彻军人集团的改革意图。

社会经济改革方面的无所作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军人集团的社会威信，使其失去了社会发展共识的承载者光环，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人集团的组织凝聚力。

对于军方保守派而言，曾经的历史使命感已不复存在，更重要的是在下台前尽可能攫取利益。韩国朴正熙过世后，其继任者全斗焕高举“肃贪”的旗号政变上台，但掌权后的受贿金额却高达2259 亿韩元［19］； 印尼苏哈托执政后期，通过裙带关系编织政商网络，其下台时的家族财产高达450 亿美元［20］。

对于军方革新派而言，军队国家化已是大势所趋，尽早退出政治泥潭将有助于挽回军人声誉。事实上，从韩国1987 年“六月抗争”运动迫使全斗焕政府下台［19］( p117－118) ，到泰国1992 年“五月流血”事件迫使素金达政府辞职［21］( p197－200) ，再到印尼1998年群众运动迫使苏哈托政府退位［7］( p140) ，尽管都要归功于中产阶级掀起的民主运动高潮，但是，如果不是军方革新派在关键时刻拒绝动用武力镇压，那么，看似风云激荡的民主运动就很有可能惨淡收场。

随着军人集团退出核心圈层的政治主导地位，韩国、泰国、印尼等国相继在20 世纪90 年代形成了衡平多元形态的权力结构。尽管在形式上与西方发达国家颇为相似，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却使得东亚发展型国家很难有效发挥多元体制的优越性，尤其是很容易因为缺少政治主导集团而失去决断性与执行力。从1997 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来看，多元体制下的韩国与泰国，并不比威权体制下的印尼更有作为。

军人威权体制的衰落，根本原因是军人集团未能与时俱进，从而无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续承担引领社会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重任。事实上，近年来韩国的“财阀帝国”现象［6］( p149－155) ，特别是政治强人朴正熙之女朴槿惠当选总统，以及泰国的“他信派系”崛起［22］，尤其是“电信大亨”他信及其妹夫颂猜与幺妹英拉相继出任总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资本集团主导下的单极权力结构的政治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