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的转型及其当代启示（16）

(六)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可以说，晚清君主专制的内部变动是现代化危机冲击的结果。革命源于科举制被取消后农村士绅毫无约束地盘剥农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雪上加霜的是，现代化危机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深刻影响的同时，知识精英不断走向分裂，而这又反过来加剧现代化危机。

清朝末期，知识精英分裂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首先与顽固派分离，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现代化，而顽固派认为，中华帝国的一切都很好，比异邦优越，没有必要改变，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包括西方的科学技术。这次分裂很有限，他们的分歧只是在于是否应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问题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之道)和政治制度(特别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态度，洋务派和顽固派是一致的。19世纪末，传统知识精英进一步分裂，君主专制政体开始遭受质疑，君主立宪派从传统知识精英中分离出来，他们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政治参与，通过政治体制的自我改良来使国家与社会走向现代化，但是，传统知识精英为保护自身的既得利益拒绝改良。戊戌变法失败，体制内改良的道路被传统知识精英抛弃，于是，部分现代知识精英转向了革命派。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历史契机：继1901年清廷废除武举制后，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它对传统政治体制带来颠覆性的后果：知识分子特别是乡绅通向体制内参与政治的道路被割断，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游离于体制外要求政治参与。1894年，当时还是改良主义者的孙中山带着一篇改革建议书到天津递送给李鸿章，试图通过朝廷重臣来传达改良建议，但李鸿章太忙，没有见他，他极为失望，认为体制内改良的道路已经彻底走不通，从此，孙中山坚定地转向了革命。[17]20世纪初的知识精英分裂同前两次知识精英分裂有很大不同，此时现代化知识精英不仅同传统知识精英彻底决裂，而且要求通过政治革命来重建政治制度和政府权威。这是中国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制度认知的革命性转变，而知识精英对整个社会关于传统政治制度认知的革命性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我们的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知识分子。从建党起到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就善于动员和依靠大批知识分子。当年大批知识青年奔赴瑞金和延安的场景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道风景线，是革命的共产党赢得中国人民衷心拥护的最好表征。事实也是如此，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阶层，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中起着其他阶层无法代替的独特作用。目前对党和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既要坚持又要完善。最重要的，一是要增强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度。自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信度被大大削弱；改革开放以来，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信性已经得到重建，但目前少数官员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度还有待提升；二是要强化对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使用力度。特别是要加大企事业单位知识分子干部(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干部)与党政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间的干部交流力度。不断把社会系统(企事业单位)中的知识精英通过广泛、透明、制度化、规则化的渠道引进到党政系统中去，同时，把党政系统中的知识精英不断交流到社会系统(企事业单位)中来。这样，既可增强党与知识分子的互信度，也可大大提高知识精英作为稀缺性社会人力资源的效用度；既可提高知识精英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也可提高党和政府对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驾驭能力和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