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在发展社会主义进一步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发展市场经济关键环节，整个建构市场体系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是有作为又无作为。干预微观经济，过多的控制市场经济，这是不符合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要求的，但是因为国家是从社会上产生出来的，政府他天然的要产生为了维护社会、服务社会的职能，所以政府的职能应该还有有为的一方面，那就是还是有效的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在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职能新的历史要求，做到这一点要加快政府职能转换的步伐和力度，加快建设现代公共服务型、现代法治型政府，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执行力，这期间要注意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理清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这个话概括起来，它至少告诉我们，在这里本来是行政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部分，把它拿到经济体制改革来，为建立健全市场体系相呼应，这就说明其他各领域的改革都是要至少主要着眼于、围绕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主要方向而服务的。
十八大已经指出，正确处理好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我们的改革能不能成功，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不能进一步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合点。我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此。搞市场经济那不是我们的原创，西方搞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从西方资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高扬起自由主义旗帜，用自由这个东西打垮了封建专制，为发展商品经济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这个东西的确大大的刺激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1948年《共产党宣言》里有这样一段话，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政治统治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他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任何社会的总和，就是依靠自由。人家通过自由，个性自由，充分实现，人的创造力、活力都得到了解放，电的使用、珍妮纺织机的出现、蒸汽机的发明大大的促进了西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实事求是的肯定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那一面的合理性，就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但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他还有一个负面的作用，那就是常常自发的自觉不自觉的导向社会不公平，一方面是财富的过度积累，另一方面是财富不合理、不均衡的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分配。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看到了这个矛盾，才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靠资本主义自身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有一场新的社会革命，用一个新的进步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取代他，他认为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垄断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确实是看到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大家都知道，1929到1933年这场席卷欧美的经济大危机，实际证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过分倡导个性自由的资本主义，有病，而且病的很重，列宁那个时候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帝国主义论》里面这么写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级、最后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即将死亡。”所以他认为世界革命的时代到来了。列宁这个看法如果就人类整个历史长河这个进程上看有他合理性，但是在分析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人类社会可能他这个判断为时过早，说资本主义有病，但不是病入膏肓，他长了一个大瘤子，压的喘不气来，但不是恶性肿瘤，是良性肿瘤，他有病榻前的高明医生，凯恩斯主义帮他切下瘤子，他就轻装上阵，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罗斯福新政推行的时期，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政府拉动经济发展，扩大失业工人再就业，同时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杀富济贫，缓和了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几次新科技革命使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焕发了青春，大踏步的在发展的道路中前进。
但是凯恩斯主义有效也有限，政府过度的干预经济违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推行福利国家政策，虽然缓和了阶级冲突，但是挫伤了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又一次粉墨登场，占据了西方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主要舞台。但是过分的推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忽略了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和对公平正义的维护同样会引发问题。2008年的危机，美国房贷危机进而引发成金融危机，甚至就是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明证。大家都知道美联储的主席格林斯潘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者，房贷危机都已经非常清楚了，暴露的非常严重了，他还仍然认为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解决全部问题，解决了吗？不仅没有解决，事态愈来愈严重，而且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我们这些发展中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中国带来了巨大苦难，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消除2008年这场危机的阴影，现在也没有完全走出。
我们党正是与时俱进的看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不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没有活路，但是发展市场经济怎样树立好政府必要的宏观调控和对公平正义的维护，与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两者有机的统一起来，这恐怕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需要面临的、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重大的任务，这个问题解决好，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很大层面上就迎刃而解了。
围绕处理好这个问题，三中全会又特别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就是政府一方面要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一方面要注意维护公平正义，但是一定要解决好财政问题，西方是把财政预算、决算的管理放在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西方是用财政来控制权力，腐败问题他也有，但相对比我们少，纳税人的钱不是你想花就随便花的。所以三中全会在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命题里边，在规范政府职能方面，把财政问题特别强调出来，尤其指出它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要把它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同时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所以怎样在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的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里不仅涉及到财政本身，还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事权要跟财权相对应，其目的也是解决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以后一些地方政府收入入不敷出，迫不得已实行土地财政这个窘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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