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曲折历程

整理者手记：东西方国家文明交流交汇问题，一直是东方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东方历史的认识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或者说受传统史学偏重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在对历史进程动力的认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偏差，把东方社会的历史演进看做是单线式发展的，没有给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作出科学的解释。为了重新思考历史，我们邀请了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黄枝连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院林华生教授、科技史学者李兆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谢丰斋教授和外交学院外语系马铭副教授，围绕东方历史发展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交汇等问题作一次笔谈，提出我们的一些思考，旨在推进东方历史与外交史研究。现将六位教授的笔谈材料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关键词]东西方文明，交流，复杂性

一

陈奉林：东方历史与东方外交史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主张以大历史的视野看待东亚历史。历史上的东亚不仅是文化的世界，同时也是经济的世界。我们强调以经济力的视角解释东亚历史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视角解释历史更为有力，但这并非忽视文化的作用。我想向您请教的是，在《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您对古代东亚世界秩序有精辟的论述，现在您对东亚的世界秩序有什么新的看法吗？

黄枝连：感谢你对拙作的赞赏和推介。2012 年12 月28 日我应邀到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和东方外交史研究中心作学术报告，其主题是“走向22世纪的东亚秩序”，是否有“天朝礼治体系第二”应运而兴的机遇、时空或需要呢？如果我所谓“天朝礼治体系”的理论，基于历史事实，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那么它便可以用于了解今日东亚地区的发展范式和国际关系，并且也可以为东亚未来的动向、动态指出一个路径。因为，历史、现实、未来三维本来就是一条长河，有不同的段落，在长河中流动。既然如此，便有其规律可循。

显然地，在历史上中华传统或中华文明，即其中的诸子百家，文字文学，佛学佛教，豆腐筷子，中医草药，典章制度以至灾异祥瑞观念等，都是从中国大陆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等地去的，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规范、典范或范式，变成为各地文明。这个传播同中华帝国的武力行使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总结历史经验，东亚和亚洲地区的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见之于中华文明和佛学佛教的传播。本来，便是各地的民众或公众，出于其“五理系统”开发开展的需要，即出于其生存发展与安身立命的需要，而对境外、国外行之有效的文明自行引进，用于其生活之中也是常理的。因此，不存在中国人居于其大国和大国文明的地位以其强势强加于邻国身上的事情。

在这个史实和现实上可以看出，未来中国人也不必热心于以暴力或武力，把在中国大陆可能出现的新的中华文明强加给邻国及世界的。与此同时，进入新千年和新世纪，中国人也应该有能力和信心及手段，反对任何大国以暴力强加于东亚地区和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之上，即发展范式的传播和转移及引进必须以和平方式来进行。实际上，每个人如果是我所谓的由生理、心理、群理、物理、天理所组成的“五理系统”，人人平等，人人都有这么一个“五理系统”，而它的开发开展是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很个性化、个人化的事情，社会和文明源自“五理系统”并为之服务。因此，社会和文明及国际秩序不可以倒末为本，剥夺个人对其“系统”加以开发开展的主动性与主动权。我们反对极权主义、帝国主义与霸权主义，即居于此义理与义利。在这里，进入21 世纪的文明再出发，不管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及中华文明，便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而又殊途同归的。

陈奉林：今天的历史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它结成一个从过去到现在、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的历史链条，反映的是人类社会对历史的继承与延续。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尤其是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对历史上的东亚世界秩序有哪些应该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元素呢？

黄枝连：我很高兴，2006 年10 月，由香港亚太二十一学会参与开发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的课题，在你的推动下有了大发展，特别是你个人的积极努力，更成为其动力，影响其动向。今年8 月拟在台北召开第六届“东方外交史”国际研讨会，可谓更上一楼。但是我们两人在多次讨论中，我都强调一个观点，即要注意到所谓“东方外交史”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东西。

西方国家以基督教文明在世界各地推广其发展范式，是葡萄牙人东来后于1511 年消灭了马六甲王国以后的事情。即“东方”的概念、历史与现实，是我所谓“第一个500 年”（1500—1990 年）的产物。比如，所谓“天朝礼治体系”及郑七下西洋，便是它之前的事情。那个时期，便不存在所谓“东方”“西方”概念。那么，也可以说进入新千年的“第二个500 年”（2000—2490 年），所谓“东方—西方”也将消失。

即使如此，“东方研究”、“东方外交史”之类的调查研究及分析议论，还是十分有意义和作用的。过去500 年的西方主义抑或叫西方因素或西方文明，是一个西方人士居于强势优势的时代。他们的确是处心积虑地改变世界，而世界也的确是被大大地改变了。我常说，郑和七下西洋对于沿线地区的社会发展，基本上没有什么“典范转移—体制创新”的作用；而哥伦布到新大陆，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大，而他们却是用西方文明改造了新世界，直到今天我们还称它为“拉丁美洲”呢。

去年12 月，你陪我在北京玉渊潭公园里散步，便提到如果这三几百年，没有西方文明的进入，今后三几百年东方和世界的发展会变好吗？因为，无可否认，西方文明已经给今日的世界和明日的世界带来了并将留下许多东西，包括天上飞的，海上行的，地上跑的，以及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使世界近在咫尺的电脑与电话，哪个不是西方文明的东西？我最近喜欢说西方文明主导之前的世界历史为“1.0 时代”，刚结束的500 年为“2.0 时代”。那么，正进入的所谓“3.0 时代”，我们可以预期，西方主义、西方文明的作用会大有减少，可能失去其操控地位，但在“3.0 时代”里我们仍可预期西方因素会继续存在并有新的发展，不然也没有什么文明再出发可言的。

在这个意义上，在历史—现实—未来的长河里，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明的出现、存在与发展，是必要的，也将是事实。如果，你仍热心于“东方研究”“东方文明”“东方历史”“东方外交史”有何不可呢？只要注意下面几点不就可以了吗？第一点，对西方主义入主时代，“东西方关系”以及“东方”如何受“西方”冲击并作出反应的；第二点，在冲击和反应中， 产生东西方对接的不中不西、不东不西的文明是什么？第三点，而所谓“东方研究”“东方外交史”的调研和构建，应注意是在探索双方各方如何走出“2.0”，走向“3.0”，没有必要用“3.0”否定、丑化“2.0”。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东西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建立、建设我们的话语权。

所谓中华文明再出发，对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要有崭新的认识。中华文明从不拒绝其他文明进入自己的怀抱。《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把耶回两家纳入新的中华文明里，它会得到更大的生命力，而中国人也可以免去被各种宗教极端主义及其恐怖主义所困扰的情境。走向22 世纪的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看来仍将受困于此等冲突和杀戮呢。故而走向22 世纪的中国及其文明的再出发，最大的挑战、前景、功力与贡献，便是对差异性因素做多元化的处理。

陈奉林：您在《东亚发展的典范转移》中提出了中华范式必须建立在典范转移与体制创新基础上的鲜明观点，我非常赞同您的这个说法。这也符合中国的哲学精神。现在我想请您结合着战后东亚国家的整体崛起，具体谈谈东亚模式问题，可以吗？

黄枝连：如果我的一些想法在三十几年之后，被证明是有意义的，那么有一个关于东亚发展的“典范转移—体制创新”问题，便可以有新出发点的：

新中华文明因为有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西方近现代文明（包括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注入，将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文明，这有如中华第二帝国隋唐时期因有佛学佛教的注入，才使中华文明有不同于两汉时代的新发展。

汉族及其文明是了不起的，但鉴于金、元、清的出现及佛学佛教的作用，又说明没有差异性因素的注入，中华文明是后劲不继的。进入20 世纪，又出现动因、动力与动机不足问题。可见，仅靠汉族及其文明，中华文明的再出发及中国的长治久安，是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的；汉族士大夫及其文明同美国的由盎格鲁—撒克逊族与基督教文明组成的白人统治集团（WASP）比，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功亏一篑。这方面，只有成为一个“有社会主义特色国家”，中国才可能发挥其“天下为公，仁者无敌，共同发展， 前途无量”的持久性作用。

鉴于这几年的朝韩问题以及中、韩、俄对日本的“岛屿问题”引发的争论，我们固然可以再次议论“天朝礼治体系”，但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达致“天朝礼治体系第二”是“必要的”“被需要的”这样的结论。因为“美式和平”已经证明和正在证明，靠一个大国来建立霸权主义的秩序可能是“2.0”时代的产物。在“3.0”时代是不被接受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必要强出头，要以“华夏秩序”“天朝秩序”取代“美式和平”的。

但是，鉴于1800—1900 年间，西方霸权主义以其“2.0”击垮东方的“1.0”诸体系，包括中华文明。而中国对这样的事情，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进入“3.0”时代，中华文明的再出发和东亚文明的再出发，应不排除一个多元化的新中国，应具有一定的实力，在不强加于人的同时，也能有效地反对其他大国或其集团以其发展范式强加于东亚及亚洲的历史重演的。文明有战争与和平这么两面性，而强者才能施仁政，强者才能维持和平。这已然是一条历史规律。故需要深加思考的是：中国三沙市的建立和中国对南中国海大势的操控能力，可能是亚洲走向22 世纪，其“典范转移—体制创新”得以开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太平洋和印度洋，可以恢复其历史上“1.0”时代，曾经是各国及其文明和平交流的状态；“3.0”时代的中国， 作为有威慑力量的文明大国，没有必要恢复“大朝大国”那样的作为，但有必要成为对未来人类社会有重大贡献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