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曲折历程（5）

五

陈奉林：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关注着16世纪以来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交汇问题，对此已有不错的前期研究。我想请您对近代的日欧交流情况作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

马铭：那就借此机会谈一点学习体会吧。其实，这段历史与近代日本是有关系的。众所周知，“黑船”揭开了近代日本的序幕。那么，“黑船”即异域之船的思维是如何产生的？这实际上与16 世纪中叶发生的日欧接触有关。当时驶入日本的葡萄牙帆船被涂为黑色，而此前东亚各国的船只是原木色的，故有此称。

1543 年，一艘驶往明朝的对外贸易重镇宁波的葡萄牙船因遭遇暴风雨而漂流到今天鹿儿岛县的种子岛，揭开了日欧交流的序幕。随后西班牙人也来到了日本。由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南方海洋而来，于是就被一直以小中华自居的日本称为南蛮人，其所居的地区也被泛称为南蛮地区，包括今天东南亚地区和经由该地区到达的其他地区。1547 年以来明日勘合贸易中断，中日交往隔绝，葡萄牙人乘机垄断了澳门和日本间进行的中国生丝和日本白银的交易，并以马六甲为中心，在印度果阿、东南亚、华南及华东、日本之间从事获利甚丰的亚洲中继贸易，使日本出现了长崎等从事“南蛮贸易”的中心。明朝于1567 年解除海禁，与西欧人的殖民和贸易活动发生耦合，促进了亚洲区域内外贸易的发展。17 世纪初，信奉新教的荷兰和英国商人也来到日本，也受到了幕府的优待，这就打破了葡萄牙人垄断日本对外贸易的局面。另外，1590 年代的两次侵朝战争致使日本同中朝两国的关系彻底破裂，加之日本海盗因明朝和丰臣秀吉的打击而消亡，形势迫使日本更加依赖南蛮贸易，这反映在“八幡船”——— 一种船头高悬神佛混生型战神“八幡大菩萨”大旗的海盗船，以及合法的“朱印船”和江户初期的“奉书船”的活跃上面。17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实施海禁，交往的欧洲国家只留有荷兰，而且交往地也只限长崎一港，并严密管控与荷兰的外交和贸易。

谈到日本欧洲间的文化交流，就不能不提到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从16 世纪中叶到开始实施海禁的17 世纪中叶约百年时间里，天主教在日本传播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继方济各·沙勿略之后，天主教教自西而东士纷至沓来，络绎于途。他们以协助一些藩侯获得巨额贸易利益和满足其置办西式武器要求的方式在其领地内传教，甚至使日本西南诸蕃的一些藩侯受洗入教。佐贺藩主大村纯忠、大村喜前父子1580 年甚至将其领内的长崎和茂木两地连同土地所有权、行政权、裁判权以及葡萄牙商船的停泊税都捐献给了耶稣会，直到丰臣秀吉在1587 年平定九州地区后见此情形颇感震惊，唯恐威胁到其统治，于是就将其没收并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1609 年，日本教区成为独立的大主教区，下辖中国和葡占澳门两个准主教区。

正是在此背景下，有两个由藩侯派遣的使团分别从东西两条航路访问了欧洲。第一个是天正年间派遣的“天正遣欧使团”，由耶稣会东印度巡按使范理安（A.Valignano）发起并带队。该使团由有马晴信、大村纯忠、大友义镇（宗麟）三位天主教诸侯联合派遣，由两名正使以及四名就读于有马开设的天主教培训学院的青少年组成。使团从长崎出发，途经位于印度西海岸的葡萄牙东方殖民据点果阿，绕过好望角来到里斯本，访问了马德里和罗马，分别拜见了斐力二世国王和教皇格列格里乌斯十三世（此后不久去世）及新教皇西库斯图斯五世，并参加了老教皇的葬礼和新教皇的加冕式。第二个是庆长年间派遣的“庆长遣欧使团”，由仙台藩派遣，家臣支仓常长带队，由包括西班牙弗兰西斯会传教士在内的180 多人组成，经吕宋横渡太平洋来到当时被称为“新西班牙”的墨西哥，短暂访问后东渡大西洋抵达西班牙，访问了马德里和罗马，带去了藩主伊达政宗给西班牙国王和罗马教皇的信函和协定条款，希望通商并派遣教士赴日传教。支仓在西班牙接受洗礼。在罗马，他同7 名随员被元老院授予了罗马公民的资格。这两个使团所乘船只都是日本建造的“南蛮船”，俗称“黑船”。他们回国后，前者向当时的统治者丰臣秀吉，后者则向德川家康汇报了沿途见闻和有关情况。

罗兹·墨菲在其《亚洲史》中称16 世纪是日本的基督教世纪，就是基于上述史实所言。随着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到来，除了“东亚航海图”“南蛮系统世界地图”等近代地理学知识外，数学、医学、造船及航海、枪炮及弹药制造等近代科学技术也传入了日本，被统称为“南蛮学”。另外，在整个17 世纪约有10 万日本人留居南洋各地，建立了不少“日本人町”，由当地统治者授予某些自治权和治外法权，其中以马尼拉的日本街最大。据二战前研究日本对外交通史的学者满川龟太郎的研究，它位于唐人街和荷兰街之间，稳定的日本居民约有500 人，最多时羁留日人曾超过1500 人，他们同当地人、华人以及西方殖民者有经济文化交流。到18世纪，一种被称为“兰学”的通过荷兰语获得欧洲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学问也发展起来了。德川幕府视荷兰为夷狄，要求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每年去江户觐见将军并提交“年度世界动态报告（风说书）”。另一方面，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寻求因中国明清交替之际的动乱而一度断货的中国瓷器的替代品，开始向日本采购瓷器来供给欧洲市场。今天荷兰生产的瓷砖以及著名的代尔夫陶器（Delftware，荷兰生产的一种白底青彩陶器） 就曾受到昔日肥前国“有田瓷（有田烧或伊万里烧，有田地区和伊万里市均位于今佐贺县）”的影响。

陈奉林：我们回顾了日欧经济文化交流之后，我还想请您对近代以来日本融入国际体系的基本过程作一个简要的介绍。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研究东方外交史日本都是一个绕不过的一个国家。请您再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马铭：对这个问题我一直比较关注。谈论近代日本融入国际体系这个问题就无法回避它当时是如何进行自他定位的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要不要加入当时具有文明和强权原则双重性质的国际体系、是否有能力加入以及如何加入的问题。我们常说明治维新有三大口号———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其实，前两个是对18 世纪以来所推行的幕政改革和藩正改革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两大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只有文明开化才是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治维新是对日本18 世纪以来内政改革的最后总结和最高阶段。明治时期的前十年，日本流行文明史热，全面接受了19 世纪欧洲的文明史观，认为历史是从“野蛮（Savagery）”经“半开化（Barbarism）”到“文明（Civilization）”，分三个阶段直线演进的。福泽谕吉就接受了这种史观并在1875 年出版了贯穿这种史观的《文明论之概略》，其中第2 章就是“以西洋文明为目的”。日本就是沿着这个目标前进的。他认为中国文明属于半开化的文明，把当时的日本文明也定位在半开化之列，主张亚洲各国应该通过改革和学习西方来实现各自的文明化，这种自他文明定位通过当时已初步形成的出版物及媒体得到放大并得以广泛传播，被日本人所普遍接受，为融入国际体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8 世纪以来幕府和强藩虽然都不断改革内政，但都是闭门进行的，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更谈不上与世界接轨了。明治维新才是改革开放的新事业。

有了这个文明开化的基础，近代日本就有了融入国际体系的愿望了，接下来的是是否有能力加入以及如何加入的问题了。1871—1873 年的岩仓使节团的赴欧美考察以及归途中对亚洲、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状况的实际感受，使日本统治阶级确认了欧美文明的优势、亚洲的野蛮、半开化以及日本具有实现近代化的能力，回国后便放弃当时甚嚣尘上的“征韩论”而转向锐意改革并决定内政优先。上层的这种认识、信心和决心也同样通过出版界和媒体最终转化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明治政权有两大任务———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应对国内温和与激进的反对力量。所谓激进的反对力量就是士族叛乱，这在1877 年平定了“西南战争”之后就彻底解决了；温和的反对力量就是持续十几年的“自由民权运动”。尽管民权派在如何实现宪政以及实现怎样的宪政问题上存在不少分歧，但他们都一致要求结束藩阀政治，实行宪政。明治政权以1881 年政变为契机，承诺10 年后召开国会并在此前颁布宪法，这样就把民权派的嘴给堵上了，并以此平息了此前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伊藤博文第二年就为考察宪法以及各种相关制度而亲赴欧洲，最后决定模仿德国宪法及其各项相关制度，回国后就着手建立华族制度和内阁制等向宪政过渡的一系列制度改革。10 年后，明治政府最终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建构了一个虽然隐含着许多问题、以至让近代日本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君主立宪体系，但是一个有待后人不断完善的法制化社会毕竟还是初步建立起来了，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民法、商法等一系列德国系统的法律。

另外，近代日本也很重视使自己的国内法能够对接国际法，并为此进行了不少研究和实践。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日本融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进程。这样，近代日本首先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缩短了与当时作为所谓文明国家的不平等条约缔约对象国之间的所谓文明差距。之所以加上“所谓”二字，是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一靠实力，二靠制度等文明上的接近，两点耦合之时即是实现目标之日。到1911 年，日本用了将近60 年的时间终于全部废除了不平等条约，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世界其他列强对其刮目相看。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鹿鸣馆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其外交，为争取人家认可自己而一味地曲己迎人，从而招致日本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而最终以失败收场，就连鹿鸣馆本身也在近代日本民族主义迎来最高潮的1941 年被拆除了。另外，这个过程也是近代日本继承、极端地发展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付诸实践的过程，给邻国人民和自己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可引为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