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曲折历程（3）

三

陈奉林：2008 年5 月，我们举行过“东方历史上的文明交流与融合”国际研讨会，您也受邀参加了。我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关注着近代早期东西方两个市场的衔接与碰撞问题，也提出过古代南海是世界贸易中心的观点。请您对此作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吧。

谢丰斋：近代早期的东方市场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而西方市场已经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二者的最大区别。作为东方农业文明，其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有两种情况。首先，市场是农业生产率的延伸。农业发展或丰收，剩余农产品多，市场就繁荣；农业遭受破坏或歉收，剩余农产品少，市场就萧条。这样的市场空间在总体上完全受农业生产的好坏支配，其发展是“宿命的”，这是东方社会市场发展的正常情况。东方社会的市场发展也有非正常的情况存在，那就是市场与农业生产完全脱轨，很多不属于剩余农产品的生活资料，即必要生活资料亦走向市场，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黄宗智称之为“饥饿型商业”。这是一种“病态的”市场，往往出现在王朝末期。

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其市场发展与东方社会已经有所不同。西欧不属于“经典的”农业文明，受海外贸易或跨国贸易的影响比较大，农业常常随着欧洲跨国市场的需求不断调整，有时把地产集中起来，进行大面积的粮食生产，有时又把土地细分以后租佃出去。这样的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商业化了，虽然距离资本主义时代还有一段路程，但西欧商业文明的浓浓气息在中世纪已经可以闻到。在这种商业化的氛围里，农业不可能支配商业，反而受商业的支配。从这个角度讲，西欧在16、17 世纪进入“过渡期”或“转型期”也是历史的必然，有人甚至还把这种“转型期”大大提前。

15 世纪末、16 世纪初，欧洲远洋新航路开辟，西欧与东方的直接贸易变成了现实。实际上，这种贸易的碰撞从本质上讲是西方商业化文明对东方农业文明的冲击；但是，这种冲击并没有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商业文明的优越性。因为，东方的农业文明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明，而西方商业文明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并不能一开始就胜过东方农业文明（西方文明在美洲、非洲或亚洲其他农业文明发展比较弱的地区有明显的优势）。直到工业革命发生以前，西方的劳动生产率还处在前工业阶段，生产技术没有根本的提高，生产的产品很有限，尚不足以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力形成对等交换，中国的制成品如丝织品、瓷器和茶叶等已足以消耗西欧大量的白银，中国一度变成了世界白银的“终极秘窖”。西方国家以英国为代表，只好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进行鸦片走私贸易，以弥补中西方贸易出现的巨大逆差。

中西方两种市场的初次碰撞，并没有触动中国农业文明的根基，但西方的生产结构迅速出现调整。英国的自耕佃农分化，通过圈地运动，走向大农场。在这个过程中，英国商业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再伴随着近代早期“商战”节节胜利的步伐，逐渐影响到欧洲其他地区。

中国南海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是中西方唯一的海上贸易通道。从战略上看，它应该是近代早期世界贸易的制高点。因为西方的生产力水平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提高，中国仅凭丝绸、瓷器和茶叶等三宗商品竟吸收了欧洲从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掠夺的全部白银的将近一半，欧洲贸易圈无论是大西洋贸易区，还是印度洋贸易区都不足以与之抗衡。

世界贸易、尤其东西方贸易刺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英国工业革命的到来并不是由于英国特有的煤层结构比较浅，也不是由于北美殖民地得到利用和开发，更不是由于中国对英国的茶叶贸易增强了英国人的体质；根本原因是由于英国在全球贸易中用于交换的商品严重不足，英国人深切感受到了与东方竞争的差距，不得不从根本上改变生产的效率。工业革命发生后，英国劳动生产率突然间提高了几十倍，东方的小农生产力渐渐处于劣势，农业文明生产与管理的落后性彻底表现出来。但是，在时间上，这已经是19 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陈奉林：东亚世界具有数千年文明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数千年时间里不仅为人类贡献了精神文明的成果，也贡献了物质文明与制度文明的成果，不仅影响了人类的过去，也将影响人类的将来。据美国罗兹·墨菲《东亚史》讲，中国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规模超过了当时整个欧洲的贸易，宋、明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和海军大国。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也有此论。请您对比着欧洲，对东方社会发展模式作些具体的介绍。

谢丰斋：我们知道，一个文明的先进性并不是表现在“量”上，而是表现在“质”上；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表现在GDP 上，而是表现在人均GDP 上。15 世纪以前，是否可以说“东方先进，西方落后？”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还值得探讨。新的研究发现，早在1300 年前后，西欧的人均GDP 水平已经开始超过中国；但是，从GDP 统计的总值看，亚洲或中国则远远高于西欧，这是因为亚洲和中国的人口数字庞大。有人说，中国宋朝的GDP 已经占到世界GDP 总值的80%。这是一个误解。据英国著名的统计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中国的GDP最高占到世界经济总份量的33%左右。因此，我们实际上不好推断中国宋、明两朝是世界最大的“强”国。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开始，西方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中西方社会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西欧则是以贵族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两种体制会带来不同的社会演进模式。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秦始皇的统一并没有改变、反而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农本性质。统一的农业国以小农、而不以“封臣”为基础进行统治；所谓“封国”的遗存，只是统治的一种策略；对于“普天之下”、名之为“百姓”的小农，新王朝首倡的政策可以用“均田制”概括之，即对丁男、丁女平均分配耕地和桑田；随着时间的推移，天灾人祸、兴废无常的事必然发生，平均分配的土地就会渐渐失衡，自耕小农出现两极分化，变成贫农或地主；在贫农日益贫困、地主日渐豪富以后，农民起义就会发生，一个阶层消灭了另一个阶层，改朝换代出现，新王朝诞生。于是，均田制再度推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耕农分化为贫农和地主的循环再一次轮回。这就是中国社会的演进模式。

西欧是贵族经济主导的社会，贵族庄园是社会和生产的基本细胞。庄园经济的分化与小农经济的分化完全不同，它不是分化出“地主”和“贫农”，而是分化出“企业家”和“雇工”，因为庄园经济是走向商业化的必然跳板。

首先，就主体来说，小农没有人身权利，官府掌控着小农的命运；而贵族在人身上是领地上的主人，即便国王也不能随便剥夺之。其次，就客体来说，小农的国家份地数额有限，一般仅够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需要，剩余很少；而贵族受封的地产比较大，一般包括一个以上的庄园，财力大，剩余比较多。因此，在同样面对“机会”出现的时候（比如农产品价格上涨），贵族与小农的反应大不一样。小农虽然同样有“趋利”性，但不可能有太多的农产品拿来销售；而贵族则可以大面积地调整自己的田庄，要么扩大小麦种植面积用于销售，要么增加牧场经营，发展畜牧养殖。在这种情况下，西欧的商业化程度在中世纪盛期就比中国高。

1348 年的“黑死病”对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欧庄园制走向解体，很多庄园的农奴变成了自耕佃农（“公薄持有农”），庄园的领主则变身为绅士或者到宫廷任职。但是西欧的自耕佃农并不是中国的自耕农。从理论上讲，过去的领主仍然可以收回出佃的土地；而西欧贵族的权力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法国贵族的权力受到王权的挟制），依然可以通过“议会”或实力掌控实权。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扩大以后，英国出现了剥夺自耕佃农份地的“圈地运动”，农业向大农场转化；自耕佃农在短期内变成了“流浪者”，国家马上发布“血腥立法”，把这些流浪者强行变成农场工人或手工工场的工人，英国自耕佃农阶层慢慢消失。而新出现的大农场自然不是消费型生产单位，而是商业型生产单位，产品主要满足日益扩大的国内外市场，目的是获取更多商业性利润。由此，西欧以英国、荷兰为代表完全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出现中国式的小农经济的再修复。

至于中西方贸易的强弱问题，前一部分已经做了部分解答。中国之所以在近代早期表现出高于西方贸易的优越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西欧的生产力水平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提高；中国宋、明时代的贸易实力和海军发展水平如果说高于西欧，应当还与中国社会统一、西欧社会分裂造成力量的集中和分散有关系。总之，中西方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笼统地比较谁强谁弱可能抓不住问题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