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陈奉林：在东方人，尤其在中国人的视野里，俄国与俄罗斯文化是欧洲文明和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欧洲（西欧）人的视野里，俄国却是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模版”。德国的两位对近现代中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和魏特夫都将俄国归结在东方专制主义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冷战结束后，美国保守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以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则将俄罗斯（苏联）视为出现了“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请教张教授，为何在当前的国际政治中出现这样奇妙的现象，并且如何从俄国历史发展的长时段过程中理解这种现象呢？
张建华：的确！18 世纪以来，俄国在社会发展道路和文化文明类型方面出现了不辨“东”“西”和忽“东”忽“西”的现象。理解这一复杂现象，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是俄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地理状况。按照历史发展和地理区域的传统划分，一般以乌拉尔山为界，在地理上将俄国版图划分为欧洲(欧俄)和亚洲(亚俄)两大部分，“乌拉尔”（Урал）一词源于突厥语，意为“带子”，它北起喀拉海岸、南抵哈萨克草原，南北共长2000 余公里、宽40~60公里，山脉的东西麓的气候、地理、植被、矿产表现了较大的差异。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均起源于欧洲的东部，最终散布于广袤的俄罗斯平原之上。然而在随后的民族迁徙和征战过程中，自16世纪中叶起，俄国的扩张势力越过了乌拉尔山。1563 年，伊凡四世就自封为“全西伯利亚君主”，表明了他对西伯利亚的野心。到17 世纪40 年代，沙皇政府将西西伯利亚、中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纳入自己的版图之中，将俄国的东部国界推至太平洋西岸，使俄国的国土面积扩大了两倍多。俄国自此在自然地理上横跨欧洲和亚洲，浸润于欧洲（西方）和亚洲（东方）两种文化的影响，造成了它在文化地理上和政治地理（地缘政治）上的独特景观，形成了俄罗斯文化多元性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结合部特征。
其二是18 世纪初彼得大帝“野蛮式”的欧化改革，导致年轻的俄罗斯民族和俄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彼得大帝大规模欧化改革所导致的社会剧变，带给俄罗斯民族的是苦乐参半，利弊兼而有之，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贵族人士和知识分子都对彼得大帝改革持拥护态度。正如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评论：“在改革前的农村和新俄罗斯中产生的不是我国历史两个相邻的时期，而是两个相互敌对的风格和生活倾向，这种风格和倾向导致俄国社会的分化，并导致彼此间斗争，取代了他们本应和睦地与自己共同的生活困难处境的斗争。”
其结果是导致俄罗斯社会的分裂，即造成“本土俄罗斯”和“文明俄罗斯”之分。“本土俄罗斯”是民族化的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在莫斯科公国时期形成的。在这种类型中，村社生活、直线的联系和隶属关系占支配地位。它发展缓慢，甚至是停滞不前。全部居民，首先是村社的农民处于地主或国家的统治之下。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与村社民主和东正教意识紧密相连。集体主义、社会公正、平等主义、反私有制观念在这里发挥着支配作用。在“本土”俄罗斯类型中，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和文化。谦虚、自我牺牲、耐心、全人类性、坚定的神秘主义是其道德准则。它的文化形象是圣像、木版画、文献古籍、圣训录、宗教教化作品、民歌、壮士歌、民族仪式等。村社成员通用语言是民族语言———俄语。“文明俄罗斯”是欧化（西方化）的模式，在18 世纪的俄国影响还比较小，主要存在于上流社会，其通用语言是法语。在这种体制中开始形成近代阶级结构，发展企业制度，出现职业的知识分子，显现市场关系。但是这种体制是由君主来推行并监督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化。它体现了巨大的变形。这种类型的世界观是由纯理性主义来确定的。
其三是近代俄国历史发展始终摇摆和游离于东西方两种模式之中，即俄国历史道路忽“东”忽“西”的钟摆现象，直至今日。纵观10 世纪以来俄国历史的发展历程，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钟摆现象”，即从第一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基辅罗斯开始，直至20 世纪初，俄国的历史发展犹如巨大的钟摆，摆动于“西方式”与“东方式”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之间。
公元10 世纪，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以强制方式率众皈依东正教，拉开了俄国“西方化”的序幕，这一过程持续到鞑靼（蒙古）人入侵前的13世纪40 年代；从13 世纪40 年代至15 世纪80 年代，俄国经历了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来自鞑靼（蒙古）人的统治，被迫走上了“东方化”的道路，尽管1480 年终于摆脱了异族的统治，但是“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7 世纪末；从18 世纪初至19 世纪初，这是俄国历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阶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军式的“欧化”改革，后有女皇伊丽莎白，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在他们的统治下，俄国的“西方化”进程加速了；而从19 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律性，迟疑并固执地摆动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它表现为亚历山大一世的“自由主义式”的统治和他所支持的斯佩兰斯基改革是西方式的，但他同样支持的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制”却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制改革的目的在于解放农奴，赋予其人身自由权利，但不放心的沙皇政府又试图以“东方式”的农村村社将农民禁锢起来。自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 世纪60 年代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艰难地向前迈进，开始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政治上，专制制度仍然是一夫当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顽固地坚持“东方式”的超级集权统治。
因此，在19 世纪30 年代，俄国哲学家恰达耶夫（1794—1865 年）深切地感叹：“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我们似乎置身于时间之外，我们没有被人类的全球性教育所触及。”
陈奉林：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以其特有的批判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著称于世，甚至被英国思想大师、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以赛亚·伯林视为最有资格称“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Intellegentsia）的社会群体。我们看到近代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占据俄国民族思想的高峰，对国家命运影响的重大贡献。我同样感兴趣的问题是，俄国知识分子如何评说俄国历史发展这种“不辨东西”“忽东忽西”和“东西兼顾”的现象的呢？
张建华：从思想文化角度看，彼得大帝的欧化改革一方面培育出了极具独立意识、批判精神和牺牲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另一方面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两极化的分裂，即形成了“斯拉夫派”和“欧洲派”，这一思想分裂直至今日。它不仅是思想之争，文化之争，也是发展道路之争。前面提到的恰达耶夫是“欧洲派”的始祖，他以极端否定的方式，将彼得大帝以前的俄国视为“黑暗的中世纪”，将东正教视为俄国健康发展的最大阻碍。他强调继续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创的“欧化道路”，乃至“全盘欧化”是俄国唯一的出路。
与恰达耶夫代表的“欧洲派”叫阵的是“斯拉夫派”。斯拉夫派大加赞美彼得一世改革前的基辅罗斯和莫斯科罗斯时代，认为那时的俄国社会一片和谐，大公（沙皇）、大贵族、贵族、平民、农民、商人，包括外国人都能和睦共处，各司其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俄国自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具体地说即是俄国的村社。斯拉夫派认为俄国完全可以根据俄国的历史特点，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眼里，走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彼得一世的改革则毁灭了俄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一般反对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甚至主张回到彼得一世以前去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亚科夫（1804—1860 年）认为的，斯拉夫人是一个农耕民族，与好战的西欧民族的贵族制度是格格不入的。阿克萨科夫（1791—1859 年）认为，村社和农村生活集中着能促进“发展和教化”的人类生活的普遍具体原因，建议保护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因为它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防止罪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阻止“无家可归的居民”。
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达尼列夫斯基（1822—1885 年） 早在19 世纪60 年代就提出了完备的文明史观，试图解决“斯拉夫派”与“欧洲派”之争，他的思想被后世的施本格勒、汤因比和亨廷顿踵事增华，发扬光大。达尼列夫斯基提出“文化—历史类型”（Культу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тип）的概念，他罗列出了世界上曾经存在以及尚存的10 种“文化—历史类型”：埃及；中国；巴比伦—腓尼基；印度；伊朗；希伯来—犹太；希腊；罗马；伊斯兰；日耳曼，以及年轻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达尼列夫斯基强调不同文明犹如人之肌体一样必须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经历从童年到壮年最终到暮年的历程。他认为每个文明的控制力的影响力最多维护400 至600 年。据此，他断言欧洲文明和欧洲民族（特别是日耳曼文明和日耳曼民族）已经走完了其“盛世壮年”阶段的16~18 世纪，已届垂暮之迹，而斯拉夫文明和斯拉夫各民族却正在经历着“繁荣”，19 世纪和即将到来的20 世纪将是斯拉夫世界的“鼎盛”时期。
直至20 世纪20 年代，在流亡国外的俄国侨民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欧洲派”和“斯拉夫派”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欧亚主义”和“欧亚主义派”。“欧亚主义派”并非试图调和“斯拉夫派”和“欧洲派”近百年的思想论战，而是强调依据俄国独一无二的地理特点和文化特质确立未来俄罗斯（苏联）发展道路———欧亚主义道路。萨维茨基（1887—1973 年）是欧亚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俄罗斯第一位地缘政治学家。他认为：“欧亚大陆不能只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个部分，应当一分为三，即欧洲、亚洲和欧亚世界（或称‘欧亚俄罗斯’）。”萨维茨基认为欧亚俄罗斯是一个与欧洲（西欧）和亚洲（东亚和南亚）鼎足而立的特殊“发展空间”，在世界文明进程中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萨维茨基还作过一首诗，反映了他的欧亚主义思想：
我们——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种族是特殊的。
我们——是完整的东西方，
我们——是其高峰的旅行者。
欧亚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派把俄罗斯民族特性作为决定俄罗斯文化历史特点的主要因素，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同欧洲相比，俄国没有真正的封建主义、文艺复兴、人道主义和宗教改革，长期处在死气沉沉的停滞状态，俄国历史中包含亚洲的特性。欧亚主义者也不能同意欧洲派将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传统彻底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由于俄罗斯介于欧洲和亚洲、东方和西方之间，横跨欧亚两个大陆，这种“位置”决定它始终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在极端不同的两极中存在，随时与两极发生关系，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使得俄国不仅左右逢源，并且是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汇地带，乃至代表着人类最高级别的文明与文化。
陈奉林：1991 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开始全方位转型，时至今日已悠悠20 余载，其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波澜再现。我一直认为，俄国是一个蕴涵伟大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民族，迟早会有重新崛起的那一天。如果从文明进程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视角来看，张教授作何评断呢？
张建华：自1991 年底起，刚刚获得独立的俄罗斯即开始了它的“国家复兴”进程。它发现“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它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在告别了社会主义之后，俄罗斯选择了“纯粹”的西方式道路，即政治上的多元化和政党政治，经济上的纯市场经济，外交上的向西方一边倒，思想文化上的个人主义和西方价值观等等。俄罗斯复兴的核心即是“重返欧洲”，搭上“欧洲复兴的快车”，建立“从温哥华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大西洋大家庭”（叶利钦语）。但是这个全方位和急速的社会转型异常波折和时艰命蹇。在国家复兴和社会转型全面受挫之后，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开始了反思，“俄罗斯路标在何方？”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点。
“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在1993 年前是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思潮，许多学者试图从文化、宗教、语言甚至族缘、血缘方面寻找俄罗斯与西欧的共同点。被誉为俄罗斯国学大师的利哈乔夫院士认为俄罗斯从来就不是东方国家，“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那维亚起决定性的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那维亚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实际上亚洲游牧民族的影响在定居的俄罗斯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斯堪多斯拉维亚（Скандославия）。曾担任过政府总理的俄罗斯社会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所长盖达尔认为：“在最近几个世纪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各种文明中，欧洲文明是最成功的”，“俄罗斯是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接触西方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的没有走上西方道路的国家，但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几乎跟上的状态中”。前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强调：“从历史的倾向、文化优势、价值取向和文明的论点看，俄罗斯人是欧洲民族。”
然而，几年来西方模式实践的失败宣告了“欧洲主义———大西洋主义”道路的破产，也使这种思潮受到了激烈的批判，思想文化界陷入一片迷茫之中。当代哲学家梅茹耶夫痛苦地思索：“我们是这样一些人，我们没有找到相对性的真理，而且也不会对它加以评价……不能令我们满足的正是所为健全的理性。如果我们需要真理，那么这必定是最后的、具有终极意义的真理———我们总是生活在谎言之中，原因正在于此；如果我们需要自由，那么———事实上是绝对的自由；而如果需要善，那么，对不起，应当是达到神圣地步的善———而这也正是我们总是在恶中生活的原因。”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随之上升，并且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广泛认同。叶利钦总统在1996 年向俄罗斯科学院提出了为俄罗斯制定新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要求他们在一年之内确定俄罗斯的“民族思想”。欧亚主义变成了街谈巷议和理论研究的热点，并以异乎寻常的活力传播和发展，甚至出现了以欧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俄罗斯地缘政治学说。凡是有关文化学、民族学、哲学、历史、地理、国际政治尤其是俄罗斯命运的会议和文章，几乎没有不提到欧亚主义的。
新欧亚主义者认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西方工业文明已经走到尽头，但工业文明与技术文明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原因在于西方文化本身无法推进现代化继续发展，以及进入后工业文明和后现代化阶段。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无疑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对现代文明的亲和力。因为，“俄罗斯社会意识中迄今还留有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传统价值，尽管它不适合工业文明的要求，但更适合后工业文明的要求。从而使俄罗斯社会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更为容易。俄罗斯摆脱现有的历史处境的出路在于实现迟发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的有机结合，从而使俄罗斯踏上一条无与伦比的新路。”
新欧亚主义者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权威主义和强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是与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相比较大的区别之处。斯拉夫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在较多情况下扮演了政府的反对派的角色，而新欧亚主义者则强调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上的“本土主义”和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维护当前政府的权威。他们在沙皇政府教育大臣乌瓦罗夫1832 年提出的“官方国民性”三原则（“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中找到了思想的灵感，将其发展成为“新国民性”三原则（“俄罗斯思想”、“人民主权”和“强国主义”），这种立场很自然地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和提倡。值得注意的是，普京总统1999 年12 月底在发表于互联网上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明确地强调了他的欧亚主义取向，规定了俄罗斯国家的欧亚主义发展道路。
他宣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如今这种思想倾向应当充实以新的内容。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实力与其说表现在军事方面，不如说表现在它能够成为研究和运用先进技术的领先国家，能够保障人民高水平的生活，能够可靠地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的利益。”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基本原则：“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和“国家观念”。普京的政治论断和为政实践实际上为二百年来俄国（苏联）知识界的旷日持久的“世纪论战”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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