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8）

这段相隔三百年的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反正两方面的教训和经验对未来中国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这引起西方反华国家的围攻，甚至剿杀。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59]历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后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内乱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内部分裂，外来力量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无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60]坚持国家统一高于一切，大概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地缘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61]。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62]；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63]。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关外问题”。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64]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65]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是“实在是太不通政略”[66]。

可能问题还不仅于此。张学良在晚年谈到明史时说：“明清是一体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67]事实上，清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变迁并没有摆脱明朝同样经历过的“患乱同出于关外，内变共成于陕甘”的规律。毛泽东注意到了这条政治变动规律，1949年初，在听完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句话后，毛泽东补充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68]。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因此象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教训。

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669]为墟。”[70]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北京政治中枢，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