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2）

“文革”结束后，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党和政府首先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为此，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的纲要》，对引进规模作了具体规定。同年，7—9月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9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两次会议都强调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外汇。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而中国搞现代化，对它们是一个刺激。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1978年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我们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1978年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李先念指出：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魅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一项决策：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根据会议精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两个不允许”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实现了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大转折。

实践上的创新推动着理论称谓上的创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开始的侧重点应该是对内改革。这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可窥见一斑，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出现2次，“开放”虽然在此之前邓小平提出过，但在这次公报里没有出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再到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然后到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实践的推进推动着理论称谓的创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0次，“开放”开始出现2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改革”出现84次，“开放”出现8次。“开放”使用频率的提高表明了开放政策的从无到有、从有到重的过程。实践和理论称谓的双重创新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