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这个百年，这个党

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的领导权力交接一般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完成，而新班子的施政蓝图则在三中全会上勾勒，其影响有时超过一代人。众所周知，1978年底，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启动了历史性的经济改革。那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甚至影响到了今天的世界格局。30多年后，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崛起中的大国。2012年，中共十八大完成领导层交接，而三中全会则呈现习近平总书记及其同事将如何谋篇布局，令全世界瞩目。

本届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改革决议内容非常丰富，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已公布的新经济政策出乎大部分人的预期，仅举几项足以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结构的新政，比如推广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减少对企业的行政管制，改善有关农民、土地的管理、流转措施，促进金融领域市场化。如果这些举措能在相当程度上落实，中国经济无疑将再次迎来持续增长的新时代。

然而，主流舆论的评价依旧是，中国的新领导集体沿袭了先前的改革路径，即经济改革步伐很大，而备受期待的政治改革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毋庸置疑，本届三中全会加强了中共在中国政治体制内的领导地位。因此，有些人断言新领导集体在走“政左经右”的老套路。

但这种观点是偏执的误读。事实上，三中全会启动了许多关键的，甚至是划时代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将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治理模式。

至少在以下三大重要领域，制度性的改革已经展开。具体而言，包括：一、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二、划时代地革新党和国家的纪检司法制度；三、建国以来最大幅度重组最高领导层的决策机制，与时俱进，重新定义党政关系。

财政预算改革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政治的难题，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华帝国。这一对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关乎社稷兴亡。处理得当，则国泰民安；反之，则内乱频仍，甚至导致皇朝的衰落和灭亡。

当代中国也不例外。建国64年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中共至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探索：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6年，当时为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恢复满目疮痍的国民经济，中国引进苏联体制，将几乎一切权力收归中央；但在第二阶段，也就是50年代末开始，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反思苏联体制，在相当长时间里推动了权力下放的改革。这一大胆探索的理论思考，集中体现于1956年毛泽东论述治国方针的重要著作《论十大关系》。在其中，毛泽东主张将权力大幅从中央下放到省和基层。毛泽东阐述，权力下放有利于解放生产力，调动地方的政治积极性。这一权力下放变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70年代末达到高峰，包括征税、国企管理甚至军队工作都移交到地方。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中央政府多次陷入财政困境，不得不向各省“化缘”。很多人将毛泽东视为集权主义者，这一观点其实是过于简单化的。

直到90年代初，中国才开始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1994年，朱镕基启动分税制改革，充实中央财政。然而，近30年放权让利的趋势积重难返。截止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中央政府的年税收收入达20万亿元，但仅有一半列入财政预算。三中全会宣布，中国将完善国家财政制度，统一收入和支出，这无疑切准了几十年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核心。这项改革完成后，中央控制支出的能力将大大增加；央地间的权责关系将更加明晰；转移支付管理将进一步标准化；地方债的监督管理将归总到中央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