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这个百年，这个党（3）

三中全会对党内监督制度进行了划时代的改革。中共总结了近60年来纪检工作的经验，加强了纪委的垂直领导，使各级纪委决策权独立于同级党委。经过改革，各级纪委仍属同级党委成员，但在执行监督职能时独立决策。每一级纪委接受上一级纪委的直接指导，最后在管理上都归口到中央纪委。中央纪委获得了对全国各级纪检官员的人事权。各级纪委在立案查案时，将不受同级党委干预，对上级纪委负责。就在三中全会结束之际，中央纪委从北京向上海空降了一位纪委书记，这或许是在传递一个政治信号。

与中共党内监督制度的改革相对照，政府层面的司法改革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各级法院将接受上级法院的指导，更少受同级政府的干预。下一步改革方向可能是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法院，以进一步减少来自地方政府的影响。

上述改革对中国未来治理的影响不可低估。这是几十年来中共对政治体制内权力分配的最大调整。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治理模式十分复杂。在各级政府中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是一项巨大的变革。如果这一举措得到有效落实，将在相当程度上遏制腐败并改善政府治理能力。

党政关系改革

三中全会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举措，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设立。这两个机构都接受中央政治局以及其常委会的直接领导，这也就意味着其地位高于国务院，后者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内阁。要理解这一举措的重要意义，首先要回溯一下建国以来的历史沿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从苏联引进了“三驾马车”的政治模式。在苏联，“三驾马车”是指苏共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与此相对应，中共在已有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之外，又设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其中，全国人大是由其委员长领导下的立法机关，而国务院则是政府总理管理下的内阁，而人大委员长和政府总理又都是政治局常委。近二十年来，党的总书记也担任国家主席，也就是国家的元首。在形式上，“三驾马车”是并驾齐驱的，但中国宪法同时赋予中共最高领导地位。

由此可见，“三驾马车”在制度上导致叠床架屋，在政治上也有其不确定性。在党和政府的关系中，这一问题往往特别敏感。建国以后，关于究竟应该“党政合一”还是“党政分开”， 多次引发争论。在建国以后第一个三十年，毛泽东在到底是只做党的主席，放手让政府独立作为，还是干脆走上前台，党政军一把抓的问题上，反复权衡，一直举棋不定。“三驾马车”模式潜伏的制度性矛盾，以及当时多位建国领导人的特殊性格和地位，正是“文革”浩劫爆发的原因之一。

不论在宪法还是政治实践中，中共中央都是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然而，“三驾马车”模式导致了形式上的权力分化。这种理论上的模糊，已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障碍。本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最终破除苏联政治模式的缺陷迈出了关键一步。通过加强宪法赋予的领导地位，中共正决然地走到政治领导的中心和前沿。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几乎一切攸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事务，从公安部到外交部皆涵盖其中。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则聚焦于中国最重大的经济决策。这两大关键决策机构，都受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事实上，中国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已接近于法国等国采用的半总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