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默：这个百年，这个党（2）

未来十年，这些改革将强劲推动中国的全方位发展。税收管理系统和地方债务控制机制的改革，将纠正过度追求短期和局部经济目标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合理。央地关系调整后，中央将会立足于全国高度，对国家长期发展战略进行布局。城市化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国计划在未来20年里，以年均1300万人的速度推动城市化。在此前的发展模式中，城乡差距越拉越大，和进城农民工边缘化等问题久拖不决。随着中央财政支出能力增强，政府将会改善资源配置方式，增加医疗、福利、教育等公共品的供给。中国要在下一阶段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城市化目标，这些改革是极为必要的。

三中全会决议中最受关注的一项政策表述，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些人认为，这一改革目标可能与央地关系调整中中央权力加强的导向矛盾。这种分析不符合事实。30多年来，相对分散放权的制度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也导致了商业竞争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制度化规则缺失，这无疑妨碍了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许多企业利用与地方政府的特殊关系，设置行政壁垒，阻碍其它地区的竞争者进入。许多企业赴外地发展时，都会遭遇规章、管理上的重重障碍。正如美国工业化时期联邦权力的不断加强促进了国内贸易，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也将提高中国市场经济的活力并扩大其规模效应。除此之外，这一改革还会带来许多外部收益。比如，全国范围内统一标准、改进规章、加强监管，将极大地促进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

纪检司法改革

腐败泛滥是当前中国政府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很多人断言，尽管中国模式在其他领域的成绩称得上无可否认，但终究克服不了腐败这个阿喀琉斯之踵。近年来中共难以遏制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党和政府的纪检司法制度存在根本性缺陷。

中共自从诞生起，就十分注重对党内权力滥用的监督。1927年，早在获得政权22年前，即正式成立仅6年后，中共就建立了第一个党内监督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建国后64年的革命和执政过程中，党内监督机构的作用历经波折，到“文革”时期已完全失效。在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领导重建党内监督机构，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从1927年起，中共沿用了源自苏共的矩阵式结构的党内监督制度。名义上，各级纪委在工作上都受其上级指导，且中纪委是最高的指导机构。但实际运行中，纪委在组织和工作上，都无法独立于同级党委。比如，在一个县里，最大的官员就是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也是县委常委，但其党内地位和级别却低于主持常委会工作的县委书记。进而言之，在人事、财政、工资、福利上，各级纪委莫不受控于同级党委。这就会引发许多困境，纪检官员必须监督比自己威望和权力大得多、甚至还能决定他仕途的领导。在政府结构相对简单时，这一缺陷尚不明显，但随着政治、社会结构高度发展且日渐复杂，上述结构性缺陷就足以损害党的执政能力。

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落马前，是中国最高决策层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但重庆市纪委书记，却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党内地位和权力与薄熙来相去甚远。因此毫不奇怪，纪委能惩戒较低级别的腐败分子，但对同级或更高级的违法分子就无能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