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投资需求来看,穷的时候投资之所以增长快,主要是发达国家转移的技术和项目,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人力成本等提高了,发达国家不再转移技术和项目了。这个时候国民收入提高了,储蓄增加了,银行的贷款能力提升了,但是不能形成有效的投资增长。有效投资增长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这个国家独立研发和创新能力。如果独立研发和创新能力弱,银行拿大把的钱在市场上都找不到新的投资机会,找不到有利可图的项目,这就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有钱投不出去,投出去的很可能也是搞重复建设,这就会导致泡沫,导致产能过剩。所以,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长期存在一个问题:忽视人力资本,即教育和公民的健康;但凡跨越过陷阱的国家,共同的一条是长期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重视教育,重视大众的健康,体制的提升,而这就是在提高民族、社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消费需求在这个阶段同样可能出现逆转,为什么?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之后有一个问题,即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大量的钱给了少数人,大多数人积累了贫困,越有钱的人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而大多数人即使想花钱,却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这样就会遇到收入增长、两极分化这么一个很糟糕的局面。整个社会的消费欲望降低,导致消费需求疲软、投资需求疲软,而这就导致需求逆转。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都很严重,但凡成功跨越的国家均在努力构造强大的中产阶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仅影响公平,而且影响效率。在需求逆转的情况下,企业家如何从关心生产转变到关注市场,政府如何从应对短缺转变到应对过剩,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和挑战。
新失衡
在这种大背景下,当前宏观经济失衡有了一系列的新特点。
改革开放30多年,从1978年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里是短缺的年代,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10月份以后这12年时间里,除个别年份之外,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到1998年下半年波及到中国,世界金融危机2008年爆发,使得这种矛盾更加凸显。所以,这12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多地是扩大内需,保增长。从2010年宏观扩张政策择机退出以来,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宏观政策出现了新的问题,叫做既有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又有经济增长下行的严峻威胁,我们叫双重风险并存,类似上个世纪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这使我们既不敢全面扩张,也不敢全面紧缩,所以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这两个政策的目标是反方向的。反方向目标最大的问题是政策效果之间相互抵消。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政策效果之间有抵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这就与我们前面讲的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新特点联系在一起,双重风险并存,这两种风险要求的政策本身就是相反的,我们很难去统一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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