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事变革为什么会失败（3）

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计划分3年派遣幼童120名赴美系统学习军事科学、航海、造船以及测绘，计划15年学成回国，期望他们成为救国兴业的骨干人才，这本是为国家各方面建设培养栋梁的宝贵机会，但却因保守分子反对，9年后清廷突然将其全部撤回。

在当时私军性质严重的情况下，不同军队将领的思想往往不相一致，未能形成坚强合力。例如在国防观念上，李鸿章倡导海防，而左宗棠力主塞防，争议历经半年之久。直到中法战争时期，左宗堂由西北调至东南，深知海防的重要，才开始支持海防建设。但左宗堂率军西征花费军饷超过一千万两白银，竭东南财力以助西北，以致延误了海防建设。

另外，在北洋舰队蒸蒸日上之际，却发生了一次排外潮。左翼总兵刘步蟾、右翼总兵林泰因不满英籍海军总查琅威理治军过严，与琅威理发生冲突并导致其辞职，中英海军关系因此恶化，英国撤回水师学堂内全部英籍教练，并拒绝中国第四批海军学生赴英留学，这不仅使中国学生被排除于英国海军学校之外，而且使北洋海军内部建设的标准也在不断下降。

最后，缺乏制度建设和全民关注参与，让晚清军事变革难以继续。审视晚清的种种军事变革，都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和局限性，很难真正凝聚整个国家的力量和智慧。

一方面，清政府未能在国家制度层面上推进军事创新。以当时新兴的海军建设为例，几乎一开始就走上了歧路，缺乏中央的整体规划，只是由沿海各省分别负责，开始的十余年间各自为政、制度各异。而当时声名远扬的北洋舰队也是在李鸿章的鼎力坚持下才得以生存和发展。直到1885年，清廷诏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管海军建设，但此时已晚于日本设立海军省13年。

另一方面，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廷仍然固守陈旧思维，对新事物犹豫不决，无意于启发民众思想。比如在当时，对于铁路电报，“言其得者以为可以富国强兵、言其害者至比之洪水猛兽”，清廷态度犹豫不决、反复无常。在这种社会氛围中，整个民族难以形成真正研究和践行改革的风气，导致其军事变革实践后劲不足，犹如强弩之末。

晚清军事自强运动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纵观古今中外军备竞争的历史关键时刻，时间是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和平时期，军事变革都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但当战争来临时，却是山崩地裂、摧枯拉朽。因此，谁抢占了应变先机，谁就多一分胜算。

1860年至1895年，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实业经济迅速发展，国外列强相互制衡，这些都为晚清时期的军事转型赢得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和比较充沛的时间，但清政府却没有把握住。

其实在19世纪中叶，魏源在《海国图志》、《圣武记》等书中就已经开始倡导设立船厂炮局、训练新式海军、制造商船、发展航运乃至保护侨民、开拓殖民地等思想，这比马汉的思想早近半个世纪，但可惜没有受到重视。

反观日本，虽然其迟至1853年才被美国舰队强行打开国门，但其觉醒改变的速度和力度却远胜于当时的清朝。从1853年开始，日本便积极购买军舰，至1868年已累计百余艘，而此时清军所购数量仅不足30艘；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多次捐出皇室费用用于军事建设，与清廷皇室挪用海防经费大兴土木形成鲜明对比。

1886年，北洋舰队部分舰船赴日油修。期间，中日双方人员发生冲突，共伤亡84人，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直至德国驻日公使从中调停，双方才达成和解协议，史称“长崎事件”。

1891年，日本为向中国示好，特邀中国海军来访。6月26日至7月18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舰访问日本。同年8月20日，日本舰队回访中国。

在这个过程中，“定远”、“镇远”铁甲战舰的威力，令日本海军深感忧虑，立即决定将日本海军船只扩增，以备与中国对抗。1892年，日本完成其军备计划，经过改造后的陆军兵力在战时可达23万人，而海军舰船总吨位达6万多吨，并于1893年设立海军司令部。

除了军备成熟外，日本对中国陆海军状况也有清晰了解，日本人很早就有计划地从事中国情报搜集工作，通过使领馆官员的分析报告、军事人员的观察访问，以及大批间谍活动，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