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军事变革为什么会失败（2）

在具体制度上，清军也主动与外界接轨，积极融入世界潮流。例如北洋海军在组建时，就参考英德两国海军相关制度制定《北洋海军章程》，章程中对“船制”、“官制”、“升擢”、“考核”等12个方面都有完备规定，一些观点不乏远见。

就以北洋海军而言，它在人员设置、训练组织、礼仪礼节上都与国际接轨，已经慢慢融入世界海军发展的潮流。当时，除在中国的南北洋各口巡视之外，中国海军也经常出现在朝鲜的仁川、釜山、元山与济州岛，日本的神户、横滨、长崎，俄国的穆湖威、海参崴等地，俨然已成为远东的海上劲旅，稳操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据1891年英国《伦敦武备报》的评估，中国海军排名为世界海军第八位，而日本海军则排在第十六位。

这些改变，也确实给晚清军事力量注入了一股活力。对内，清军迅速获得了平定叛乱的能力，保证了国内长达20年相对稳定的局面，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对外，清军在东方防备日本侵略台湾地区、朝鲜，西北东北防备俄军觊觎边疆，西南抵抗法军入侵越南，都担当了重任。

众多原因导致晚清强军努力难以持久

如前所述，种种实际举动已经显示出清政府军事改革的诚意和决心，但保守力量思维固化、官员内耗不断、国民变革意识淡漠等原因，致使其军事变革难以持久。

首先，当时清军整体变革的指导思想依然落后。以勇营为例，作为较新的军事组织，它确实给清军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但其组织体系依然简陋单薄，无法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这种制度的落后主要体现在勇营中乡土色彩浓厚，各勇营分支招募兵员大都喜好老乡，这就不利于聚集人才。

勇营的私人性质也很严重，它的成员全由各级将帅领导招募，效忠的是个人而非国家。另外，这种兵制十分随意，招募为勇、遣散则为民，兵员缺乏地位认同感，没有崇高的战斗信念。待到甲午战争后，与外国新式陆军兵戎相见时，勇营制度的没落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清廷决策层的种种弊病积习延误了其军事发展的宝贵时机。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包世臣、龚自珍、魏源等知识分子就直言社会积弊，呼吁大刀阔斧改革。但当时战事已过，社会逐渐恢复歌舞升平，国人对往事也不愿多提，讨论时政弊病反而成为统治者的忌讳。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清朝失去了鸦片战争之后20年的“改革机遇期”。后来，由于内忧外患的刺激，终于使满清统治者清醒，出现所谓的“同治中兴”，但随着同治帝崩逝，统治阶层的一系列顽习又重新出现，其中以挪用海防经费修建颐和园最具代表性。

据学者考证，北洋海防及北洋舰队的建设经费大致在3000万两白银左右，而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即用去2000余万两，这一举动使海防建设陷于停滞状态。当时，李鸿章深感北洋舰队装备日益陈旧，在《校阅海军竣事》的奏折中说：“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但不管有识之士如何忧心忡忡，慈禧却仍然大兴土木。

问题不仅在于慈禧，整个清廷的决策层同样没有危机感。晚清光绪年间，朝廷内开明的恭亲王遭罢黜，保守且缺乏远见的醇亲王掌权，性格贪私的贝勒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导致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内部动力。比如，海军衙门成立后，被一批满洲权贵操纵，他们根本不重视海防以及海军建设，将珍贵的海防经费肆意挥霍掉，却不知国难即将当头。

第三，当时社会人才的培养和军队将领的观念难以适应现代化军事建设的需求。对于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来说，不但要有新式的战船枪炮，还需要与时俱进的先进理念、严格正规的组织训练和优秀的军事管理人才，在这些方面，清军观念保守、内耗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