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3)

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3)

——以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实质上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增殖为目的,因此必然无限制地进行“自然剥削”:它将自然看成是资源的“水龙头”和废弃物的“污水池”,同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消费技术对生态来说也是一种灾难,因为它使科学技术的使用方式遵从“资本的逻辑”──“追求利润、让自身增殖的资本的本性。”据此,奥康纳指出,资本主义敌视自然的必然性“存在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或者说,存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5]但另一方面,奥康纳又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观”仅强调人的因素:在生产力概念中,劳动者被设定为生产力的唯一能动因素,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科技)成为生产力的标志;在生产关系概念中,所有的决定性因素都被归结为人的因素。这样,由于自然的“生产条件”(马克思所谓的“生产的自然条件”)在其中被置于无关轻重的位置,所以,它不能在质底上揭示出,由于自然界对人类生产活动具有终极的制约性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6]

其三,在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观”方面。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一方面,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凭借私有的生产资料而享有绝大多数社会资源(包括统治社会的权力和生产发展的成果),他们的奢侈性消费与有限的生态资源质底难容,因此需要坚决反对;而另一方面,广大劳动群众与无产阶级由于仅靠出卖劳力为生却陷于生产不足与社会分配不合理的困境,这导致其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滿足;据此,马克思主张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应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消灭私有制的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社会资源与社会负担的合理分配,做到不使有人因统治者身份而独自享受发展成果,也不使广大群众因被统治地位而承担全部的社会负担与发展代价,从而在实现“分配性正义”的基础上避免生态危机。

奥康纳首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配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却不认同他的“分配性正义”主张;认为这种主张只关涉到生产与积累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的平等分配,即社会交换关系;却未能就生产无限发展而导致的生态问题拿出有效对策。奥康纳指出,所谓“分配性正义”,就是在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指社会依据一定的标准,公平地分配对象物,而人们合理地取得被分配物,实现“得其所应得”。分配性正义的实质是对人们之间物质利益的调解。资产阶级社会所追求的“分配性正义”主要有三种类型:经济的正义、生态和环境的正义、社区和公共的正义。经济的正义由财富和收入的平等分配及财富和收入的生产负担的平等分配两个方面构成;生态和环境的正义由环境利益的平等分配及环境危害风险与成本的平等分配两方面组成;社区和公共的正义,指称资本主义生产、积累给某些特定社区所带来的某些利益和损害的平等分配。但无论何种“分配性正义”,都意味着某些团体对其他团体欠下的需要偿还的社会性债务,这是有偿的,要用金钱来衡量的。这也就是说,“分配性正义”是在市场的维度上对由资本扩张、增值活动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给予经济上的平衡,即通过“补偿基金”来对其进行补偿,或通过税收来进行调节,所以要充分考虑成本和利益的效能。但在现代经济日新月异的演化中,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也日趋复杂,很难找到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计算成本和利益;换言之,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越来越不可能合理地测定和实施,即越来越缺乏现实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依靠“分配性正义”来解决生态问题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资本主义取代物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应继续追求“分配性正义”,而应追求能在本根上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生产性正义”。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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