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4）

二、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生态学缺陷是可以理解的。究其质底，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还没有爆发当代特有的生态危机，因此也不可能出现现代人类为维护环境而掀起的“绿色运动”。这样，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马克思的资本、阶级斗争以及革命理论对于生态运动没有充分重视，乃顺理成章之事。质言之，因为当时还没有现实的自然环境文化成为马克思理论对象的热点，所以那种以政治和经济的历史为基础的马克思理论，是不可能建立在环境文化的历史基础上的，它当然不可能包含系统性的生态学理论。然而，在今天，当生态危机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致命、最迫切的生存危机时，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应仍限于马克思时代的形态，而应演进至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据此，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出：

首先，鉴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局限于政治经济学的缺陷，新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观”应引入文化与自然的因素，建构文化、劳动和自然的“三位一体”理论。奥康纳指出，事实上，由“劳动”建构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赋有文化和自然的双重特性，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同时都是文化的和自然的”。[7]所谓生产力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指生产力既有“客观性维度”——通过劳动从自然界获得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对象，同时也具有“主观性维度”——受技术水平和文化实际影响的劳动力的不同组合和协作方式；所谓生产关系既是文化的又是自然的，指生产关系不仅具有“客观性维度”——就它的发展以价值规律、竞争规律、资本的集中与垄断规律以及其他一些发展规律为基础，同时还具有“主观性维度”——就它所包含的财富范畴、就其特定的剥削方式受制于具体的文化实践而言。因此，社会劳动不仅应建立在阶级权力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同时还应建立在文化实践和自然系统的基础上。据此，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必须实现与当代文化和自然主题的融合，系统性地阐明人类社会劳动的文化特征与自然特征；即“劳动”仍然保持着它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中心范畴地位，但它同时还作为日常生活之规范和意义的现代人类学维度上的文化范畴，以及作为一种现代生态学维度上的自然范畴而存在；即劳动、文化、自然有机地构成一个整体。这样，奥康纳就把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劳动观“文化化”了。他据此推衍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仅会因其经济运演逻辑而诱发经济危机，更会因其破坏劳动与文化、自然的“三位一体”关系而爆发生态危机。

其次，鉴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观”仅关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之缺失，新历史唯物主义创制了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依据奥康纳的视角，马克思赋与“生产条件”(马克思本人的用语为“生产的自然条件”)概念以依附生产主体与生产关系的地位，从而导致“生产条件”这个概念丧失了自身价值。事实上，“生产条件”是一个有限的存在，其能量是可以耗竭的，因此，它不是一个可以被人无限开发和利用的对象；生产条件的这种有限性恰恰是其自身价值所在，即自然界不是一个任人摆布而没有抵抗的客体，它并不全然服从人类的意志；它有自己非人的、自然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的要求超过自然界可以容忍的界限，自然界就要进行报复。据此，人类要实现自身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学会尊重自然规律，在生产条件许可的限度内进行劳动。如果更进一步，“生产条件”乃不是根据价值规律而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的，但却被资本当成商品来对待的所有东西(奥康纳的定义)，例如，一块处于市中心而未开发的房地产地皮，会因周围房子的涨价而自然升值(增加交换价值)。这种情境说明了：在商品经济中，那些本来只具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的生产条件，在实际上却被价值规律所支配。由此可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条件都被虚拟为商品。然而，正因为生产条件被纳入了资本运转逻辑，所以，它必然要因利润增殖的需要而被滥用，而这又迟早会造成生产能力的破坏(因生产条件被破坏而使劳动无法进行)而引发生产不足的危机。这种危机是由生产条件与生产方式之间的“第二种矛盾”引起的，它不同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第一种矛盾”所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且，生产不足的危机不可避免会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因为“生产条件”被破坏的实质即生态被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