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5）

奥康纳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能否克服生态危机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注重国家的职能问题。他认为，破坏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能力的直接原因不是资本而是国家，国家是资本和自然之间的中介，生产条件由此被政治化。国家本身能制造某种独立的或“相对自主性”的东西，借以控制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参与和退出商品市场的时间和地点。而资本主义国家就是以资本的运作为前提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二重矛盾”激发的危机不仅仅是生产不足危机和生态危机，而且还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在立法和行政职权方面的政治危机。这意味着如何转变国家的职能成为解决“第二重矛盾”的关键。奥康纳提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世界所蕴含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生态危机。因为生态社会主义是替代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理想的社会形态，它是这样一些理论和实践，它们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8]从这个意义上说，走向生态社会主义就是改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国家职能的政治革命。

最后，鉴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仅重视“分配性正义”的缺点，新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生产性正义”的慧识。奥康纳提出，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但要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还要解决生产方式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就需要改变传统上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分配性正义”的社会，而代之以“生产性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所谓“生产性正义”，是生产领域的公平正义，指生产主体有平等的权利从事生产活动，是正义在生产领域的体现。奥康纳指出，在历史逻辑上，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的转向具有必然性。因为“分配性正义”是指事物的平等分配而不是事务的平等生产，关涉的是个体的权利/要求而不是社会的权利/要求，因此，它只是关注个体层面的正义，未能处理好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分配性正义的前提是任何东西包括健康、寿命、安宁都可以用金钱来进行衡量，都能够根据市场的标准进行公平的分配和补偿。但随着生产的社会化，这一切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因而越来越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在今天，正如各种土地使用活动、劳动过程以及使用价值已极为广泛地遭受到了各种类型的社会政治批判一样，所谓正义社会这个概念也已将关注视线从定量方面转向定性方面了，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了。”[9]据此，社会主义社会要从定量性的改革实践和分配性正义中摆脱出来，代之以定性的改革实践和生产性正义。生产性正义关注生产条件的生产/再生产，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技术、机器、劳动技能、劳动组织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和和劳动对象，以及住房、交通和其他再生产或消费的资料和对象，其原则为：“生产性正义强调能够使消极外化物(不利于生态文明的外化物——引者注)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外化物——引者注)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例如，如果某个公司致力于社区建设、工作中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对有毒废弃物的拒斥等，那么生产性正义就对其持赞成态度。”[10]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生产性正义”与“分配性正义”在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目标上是相同的。二者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分配性正义”偏重的是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表现为各种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强调社会交换关系的公平正义，是定量关系，目的是所得平等；“生产性正义”则看重生产领域的公平正义，表现为生产活动的正当合理性，强调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侧重定性关系，目的是生态和谐。在这个意义上，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把注意力从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转向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从分配性正义的定量分析转向生产性正义的定性分析，从追求社会交换关系的公平正义转向诉求社会生产关系的公平正义。体现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超越与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