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6）

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分析

如果我们通过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结合生态社会主义的其他理论成果，可以合逻辑地透视到生态社会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如下创新。

首先，通过对奥康纳的文化、劳动和自然“三位一体”理论的引申，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物质性的生产生活获得了文化的意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未能将自然与文化相结合——它把自然归结于经济基础领域，而将文化隶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样，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就表现为客观物质性的生产生活与主观性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显然，这种观点是否定文化具有客观性的内容的。而既然文化只是主观的东西，那么，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物质生产生活客观性的原理，就不能设想其中含纳文化因素。生态社会主义反对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文化既有主观的意义，同时也有客观内容。比如，一定的社会文化传统、价值规范、语言等等，都具有客观的历史性；这些东西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决定不同时代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的连续性，从而形成人类的自然文化历史。据此，文化与自然之间绝不是单纯的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关系，而是兼容双重性质的统一关系。由于有了文化的因素，人类的物质生产生活就显得纷繁复杂：从其内部结构看，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既有科技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和校正人作用于自然的行为方式；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在生产劳动中，人们不仅通过技术因素，建立与自然界之间的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自然关系，形成人与自然的双向控制机制；而且还通过文化因素，建立起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联系，形成文化与社会劳动的互动机制，并据此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生态文化意义的代谢关系。依据这种视角，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领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研究对象，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生态文化学的研究对象。

其次，通过对奥康纳的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第二重矛盾”理论的引申，我们可以看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自然”获得了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规定。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从“劳动”所建构的“人化自然”与“劳动”未触及的“非人化自然”的区别上说明自然的能动性与自主性的，认为只有人化自然才具有能动性与自主性，因为人化自然是人的实践产物，它所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而非自然本身的能动性和自主性。而非人化自然则是一个可以被人无限利用的潜在的“生产条件”，不可能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生态社会主义否定这一观点，认为自然不是一个可以被无限开发和利用的“生产条件”，自然的能量是可以耗尽的，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而自然的这种有限性恰恰就是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动性和自主性。既然自然具有能动性和自主性，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只研究自然能为人开发的性质，还必须研究自然不能为人任意开发的存在条件。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应该只根据人的需要研究自然，还应根据自然自身的价值研究自然，即不仅研究自然对人的正价值，而且要研究自然对人的负价值。这样，自然就不仅作为实体性的存在，而且作为价值性的存在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再研究对象。

最后，通过对奥康纳的“生产性正义”理论的引申，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研究上，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这具体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不分析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只分析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只能对资本主义作交换价值的普遍的、定量的批判；而生态社会主义对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进行理论剖析，厘清了具体劳动与使用价值之间的逻辑关联；这样，它能做到对资本主义进行使用价值的特殊的、定性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根据工人的生产率来定义机器的使用价值，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来定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利润的功能来定义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根据工人的安全与健康、污染来定义机器的使用价值，从具体的劳动能力来定义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以生产使用价值的功能来定义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这样，与传统社会主义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阶级和地区分化对工人的经济剥削(抽象劳动)不同，生态学社会主义主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成的生产能力(土地、具体劳动)和再生产能力(使用价值)的退化及其对工人的生态剥削(具体劳动)；此外，传统社会主义主要关注资本的生产与流通，而生态学社会主义则主要关注生产条件。在社会主义的目标诉求上，传统政治经济学看重公有制基础上的“分配性正义”，认为唯有“分配性正义”才能使社会财富与社会负担均摊，从而避免因人的贪欲而导致生态危机。据此，传统政治经济学必然向往计划经济的国家体制，因为只有高度集中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假设这种力量是绝对公正的)才是“分配性正义”的有力保障。而生态社会主义从前苏联的生态危机中得知计划经济并不能保证生态良好，因此认为，要保持生态平衡，关键是保持生产之间的平衡，实现从“能源消耗型”的生产方式向“生产性正义”的生产方式转变，实现“能够使消极外化物最少化、使积极外化物最大化的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11]据此，生态社会主义必然追求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因为只有在民主的机制中，人们才能逐渐达成对“生产性正义”的共识并主动构建其社会存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