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部党群关系发展史

以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为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14年。遵义会议前的14年，中共曾两度遭受严重的挫折，即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和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这两次挫折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所制定的方针政策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遵义会议后14年，中共的发展则十分顺利，相继取得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遵义会议后中共能发展壮大，最终取得全国政权，自然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最根本的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

一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起因于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顿时退潮，与中共在大革命后期既犯了右倾错误，也存在“左”倾偏差，失去群众的同情与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革命后期中共出现的右倾错误，主要表示在对国民党一再妥协退让。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为了不因工农运动而刺激国民党右派，会议通过的《政治报告决议案》强调：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1]根据这个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2]“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为蒋介石和汪精卫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提供了方便。”[3]

当时的中共领导机关为了维持国共关系，千方百计地迁就国民党右派，为此不惜给工农运动泼冷水甚至进行压制。可是，在工农运动进入高潮后，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过“左”的做法，又没有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制止。例如，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到1927年1月，全省农会会员已猛增至二百万人，直接掌握的群众达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于是“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猛烈冲击和荡涤了农村的旧有秩序，“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4]。但不可否认，当年的湖南农民运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枪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5]甚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扩大了打击对象。同时，随着北伐军占领两湖地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工人运动也就迅速发展起来。此时，在武汉的工人运动也出现过左的做法，工人“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作时间至每日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极平常而普遍的”。[6]

农民运动中的某些过左做法“容易失去社会的同情，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禁止坐轿，禁止穿长衫等，易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产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到不便”。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也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7]。武汉工人运动中的“左”倾偏差，致使“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与逃跑，物价的高涨，货物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在当时是共产党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使，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8]刘少奇后来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曾说：“群众中的‘左’倾现象与领导机关的右倾，结果使群众与领导机关脱离，群众情绪被打落。”[9]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兴起迅速，而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之后又顿时低落，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工农运动的残酷镇压，但与运动中那些过左行为失去社会同情亦不无关系。不但如此，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各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致使工农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遭受重大牺牲。“左”右倾错误都是对群众根本利益的损害，都会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