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部党群关系发展史 （2）

二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懂得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确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相继领导了一系列的武装暴动，建立若干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开始复兴。到1933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全国红军发展到约30万人，全国党员总数也发展到近30万人。但是，在接下来的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却遭受了严重失败，被迫放弃中央苏区，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后来的长征。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然与博古、李德等人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不无关系。在经历第一至第四次“围剿”之后，蒋介石吸取了以往失败的教训，不再使用长驱直入之策，而是步步为营，在根据地周围广筑堡垒，同时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1933年9月，即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之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抵达中央苏区。作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博古不懂军事又十分崇拜共产国际，于是李德一到来，就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在蒋介石的“围剿”策略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博古和李德却提出所谓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作战方针。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国民党修碉堡，红军也修碉堡，待敌人从碉堡中出来，推进至距红军碉堡二三百米，红军进行短距离的突击，迅速猛扑上去将国民党军消灭。“短促突击”的战术对于红军来说，显然是扬短避长。“短促突击的结果，使1933年红5月直到1934年9月扩大来的十五万以上(将近二十万)的新战士，除去因为政治工作的薄弱、动员扩大红军时工作上的错误而使一部减员以外，都在这个战术之下损失了。”[10]在国民党军不断地压缩包围下，博古和李德又不采纳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外线作战打破“围剿”之策，使原本善于灵活作战的红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最终在中央苏区无法立足只得进行战略转移。

除了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之外，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一套“左”倾路线方针政策，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例如，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严厉镇压反革命”的口号之下，肃反严重扩大化，而肃掉者大多并非真正的反革命。登贤县(1934年3月，中央苏区为了纪念在白区工作牺牲的罗登贤，划出原于都、赣县、安远、会昌四县的一部分，另设该县)的情况亦是一个例证。当时，“白区的老百姓来畚岭圩卖盐，登贤的干部说他们是来赤色区域探听消息，不分青红皂白，统统捉起来杀掉”；“捉到嫖妇女的男人，不是采取批评教育，让人家有机会改正错误，而是作坏人杀掉”；“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只要一听是‘AB’团分子，就拿去杀头”；“招待客人在家住宿，也要作坏人论罪”；“有部分群众逃往白区，这些人捉到统统作为反革命分子杀掉”[11]。登贤的情况或许不能代表中央苏区肃反全貌，但此间肃反的严重扩大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土地政策上，将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肉体消灭富农的政策套用到根据地，实行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强调在分配土地中，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富农已分得的土地，应交出来重新分配，好田应当转分给雇农、贫农、中农而把他们的坏田调给富农”[12]。这实际上是不给地主富农以生活出路。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查田运动。实际上，中央苏区自开展土地革命以来，土地问题已基本解决，个别地方土地分配不公的问题，稍作调整即可。由于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去查土地、查阶级，这要么就是将已斗争倒了的地主富农再拿出来斗争一遍，要么就是在清查所谓漏网地主富农的名义下，人为地将中农拔高成富农，富农上升为地主，扩大斗争对象，结果出现了“一人在革命前若干年甚至十几年请过长工的，也把他当作富农”[13]；“把稍为放点债，收点租，而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为一家生活来源的工人当地主打”[14]。仅在查田运动全面展开的6、7、8三个月，中央苏区就查出了“地主”6988家、“富农”6638家。这些人显然并不是真正的地主富农，严重地扩大了打击对象。

苏区肃反的扩大化和查田运动的“左”倾错误，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其中最直接的是造成苏区群众的恐慌和对革命政权的不信任，破坏了苏区良好的党群关系和民(众)政(权)关系，不但影响到根据地人民对反“围剿”胜利的信心，而且影响到他们对红军反“围剿”战争的支持度。前几次反“围剿”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外，还与根据地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密不可分。那时“共军坚壁清野，民众悉被裹胁入山，探索未得一人，最后捕获一共谍，佯哑不言，经再三审讯，始供龙冈以东以北山地均有伏兵”。“但苏区遍布共谍，国军行动，均被侦悉，而国军对于共军行动则甚少明了。”[15]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时，情形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群众产生了离心倾向。例如，于都县在查田运动中“致被地主富农反革命利用来煽惑群众向白区逃跑(小溪等地发生几百人跑往白区)”[16]，万泰县“发生二千六百群众逃跑”[17]，甚至还有“一部分被欺骗群众首先是中农群众登山逃跑，或为地主富农所利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18]。这与前几次“反围剿”那种密切的军民关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政策，不但为根据地群众所反感，也失去全国人民包括中间阶级的同情与支持，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也就势成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