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制度的有效性的五条标准（2）

三是实现集体行动。社会成员是多样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甚至对立，他们之间如何实现合作，在共同目标实现上达成集体行动是衡量制度绩效的重要标准。制度发挥的是协调不同社会成员关系、调节和动员资源、确定责任和权利的功能。只有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才能解决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突发事件的增多，集体行动能力在预防风险、应对危机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四是为社会成员提供表达和参与的渠道。一个制度要运行起来，必须与社会成员进行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并作出相应的回应。表达和参与是社会成员对制度的输入方式，不同的国家都有自己富有特色的制度输入方式，虽然表达和参与的方式与程度存在着差别。对于任何一套制度来说，社会成员的表达和参与不能超过制度的承受能力，否则就会造成制度的瓦解。因此，表达和参与的可控性是衡量制度绩效的基本标准。

五是制度要有自我调整能力。制度往往是对过去的经验和做法的总结和提升，虽然有普遍适用性和延续性，但是也有时空局限性，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加速，制度的适应力和调整力越来越重要。制度的自我调整能力尤其要关注制度自身的反思能力，尤其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于问题的判断能力和自我纠错能力。

以上五条标准的核心就是制度的有效性。亨廷顿在比较了各国发展差异后也承认，“当今世界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他们的政府形式，而在于他们政府的有效程度”。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经提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是否增进人们的团结，改善人们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这在后来越来越被证明是正确的。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已经沦为“否决体制”的同时，提出要客观地看待中国的制度。在他看来，尽管中国的责任机制存在缺陷，但是政府努力给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物品，尤其是安全、就业、提高生活水平等，其制度有效性远远超过了大部分类似的体制。“中国模式的意义，不在于向世界各国提供足以替代民主制的灵丹妙药，而在于从实践上证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各国都能找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