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共政治变革看改革的终极意义 （2）

权力结构：从“相对集中”到相互制衡的“集体领导制”。西方称越南政治体制为“专制制度”，或曰“威权体制”；同时也有西方学者称当前的越南政治模式为“无主政治”，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弱王政治”。实际上，越南政治发展有着从“相对集中”到相互制衡的“集体领导制”的历史轨迹。

回顾历史，1954年5月越共取得奠边府大捷，7月与法国签订《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此后以北纬17度为界把越南分为北越和南越，此时党内的南北派系表现明显。越共“二大”进入政治局的“四驾马车”分别是：胡志明（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长征（党的总书记，时称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南方局第一书记）、范文同（总理）。但实际上，胡志明是最高“精神领袖”，长征、黎笋、范文同、武元甲负责党政军的实际事务。因此在胡志明时代，越南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一权独大”，权力只是象征性的集中。

胡志明1969年去世后，长征、黎笋、范文同组成三人治国小组领导越南。1975年4月越南统一后，1976年12月召开的越共“四大”选举黎笋为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是一个强势的南部派系的人物，当时南部派系占据了优势地位，黎笋被认为是越共历史上唯一的“强势总书记”。这种现象持续到1986年7月黎笋去世。

黎笋去世后，长征临时接任。经过几个月的过渡，1986年12月越共召开“六大”，阮文灵当选总书记，长征带头和几位元老退出越共中央政治局。自此，越南结束了领导终身制，开始了领导轮换制度。1991年6月，来自北方派系的杜梅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他继续执行革新政策。1997年12月越共八届四中全会上，黎可漂当选为越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越南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军队系统的总书记。2001年4月越共“九大”召开，立场温和的农德孟当选越共总书记。

越共“九大”提出了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紧密相结合的党的工作制度，要求党的各项工作都要根据每个问题的重要性交由有权限的党的机关解决，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各项决议必须得到多数赞成才能通过，对各项重大主张、干部任免、重大工程项目的开展等事项，都必须通过集体讨论决定，个人不得擅自拍板。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强化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制衡与监督作用。本次会议开始，越南共产党取消政治局常委会，代之以中央书记处，由中央书记处负责领导党的日常工作，指导党建工作和群众工作，检查党的决议执行情况等工，从而强化了中央的集体领导作用。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三人组成了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的“三驾马车”。越共“十大”以来，国会的作用得到了加强，逐渐甩掉了“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的帽子，国会主席也成为拥有实权的人物，越南权力构架由“三驾马车”变为“四驾马车”。而近年来，越南祖国阵线的地位和作用也明显得到提升。2013年7月，越共政治局委员兼副总理阮善仁出任该组织中央委员会主席，使得该“政治—社会组织”（即“半官方组织”）已经具备了“半驾马车”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四驾半马车”的政治构架。自此，越共形成了一种互相制衡的集体领导体制。

“九大”当选的越共总书记农德孟曾开玩笑说：自己并不比其他人“高半头”，顶多高出一根头发而已。对此，有西方学者认为，造成越南“弱王政治”的原因，是自杜梅和武文杰之后，越南的政治家只能通过金钱来获得权力，贪污腐败严重，没有令人信服的业绩，因此不足以成为权力核心。而越南学者大多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解读，认为越共不像中共那样每一代领导都有一个核心，总书记也不担任国家主席，原因是越南现在没有哪位领导人能像胡志明那样德才兼备，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来获得比其他人更为突出的威望。在胡志明时代，领导人的地位靠的是“打天下”打出来的，而当前的和平时代，领导人的能力却只能以“智慧”来决定，因此各位领导“不比功劳比智慧”，在各自周围聚集了一批智囊成员，也正是因此，当前越南知识分子表现尤其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