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共政治变革看改革的终极意义 （3）

权力分割：从“南北党”之分到利益集团的悄然助力。由于地理结构和历史的原因，越南的政权自古以来就有南北地域之分。1834年，越南阮朝皇帝阮福晈将越南分为“三圻”。北方宁平省以北的各省统称为北圻，北圻以南至北纬20度之间的各省称为中圻，中圻以南各省称为南圻。1887年，法国建立了由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组成的“印度支那联邦”，承袭了阮朝的南圻、中圻和北圻的行政区划，并采取了三种不同的统治形式。越南人民抗法时期，南圻、中圻和北圻的人民分别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组织。1929年前后，越南革命运动出现高潮，在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出现印度支那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主义联盟和安南共产党三个组织。1930年2月3日，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在香港召集这三个党举行会议，经与会者同意，合并后成立了越南共产党。因此，一开始党内就形成南、北、中三派。

在1954年北方击败法国统治获得解放后，南方依旧处于反殖民战争状态，越共中央成立了南方局领导南方革命，因此在南部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上述两点对越共统一后的政权构成产生了深刻影响。革新以来，尤其是1991年越共八大领导杜梅任总书记以来，越共权力核心沿革一种格局：即最高领导分别由北部、中部、南部人构成。其中，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人担任，助管政治思想工作；国家主席为中部人，即胡志明主席的故乡人；国家总理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经济工作。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越南共产党存在着“南北党”现象。一般地，北方派为相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持谨慎态度，跟中国较为亲近；而南方则为较激进的改革派，倾向于效仿美国和西方。然而，这种绝对的派系标准以地域为标准来划分的派系似乎有淡化的趋势。例如，目前掌握实权的组织部部长苏辉若，先后任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副院长、院长，在越南南方的政治学院里工作过，从工作地域关系上看，应把他划入南方派系，但他在意识形态方面应从北方派系；公安部长黎鸿英，根据他的工作经历来则应属于南方派系，但从路线上却应从属于北方派系。

与此同时，“利益集团”的兴起也成为近几年越南讨论较多的话题。普遍认为，利益集团对越南政治有很大的操纵作用。据传，主管经济的总理阮晋勇与前不久被捕的金融大鳄阮德坚关系密切。阮晋勇还在军队和公安系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尽管2012年在中央政治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其执政地位不可撼动。而经济领域被认为是腐败滋生的主要领域，2013年6月国会对政府官员进行的信任投票中，主管经济工作的部长们获得“低信任票”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部门的官员。

权力轮换：从集体磋商向民主公开、灵活机动过渡。尽管越共权力结构产生的过程细节不为外界所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核心的政治局人事名单产生在“会前”而不是“会后”。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共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得票排名，张晋创、冯光清、阮晋勇得票位居前三，阮富仲得票第八，但却当上了总书记。这说明，总书记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中央委员会的选票决定。

尽管越共“十一大”选举总书记仍然实行等额投票，但提名方式从越共“十大”以来就出现了变化。在越共“十大”上正式提名农德孟作为唯一的候选人进行公开表决之前，已经在越共中央内部对两人（阮明哲和农德孟）进行了测评表决，而农德孟以微弱优势胜出才最终成为唯一的正式候选人。越共“十一大”并未按照“十大”选举总书记的轨迹走下去而直接提名阮富仲一人进行表决，但越共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扩大，本届中央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24.57%，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比例为144%。被提名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也有数人落选。

越共的灵活性还表现在对于任免的安排并非一成不变。例如，1991年“七大”规定，超过70岁的中央领导人都要退位，第一次当选中央委员的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下，第二次当选中央委员则必须在65岁以下，然而，这个规定实际上已经破除。农德孟66岁时连任总书记，而阮富仲则67岁任总书记。但是，对于其他职位的年龄限制，却按规定严格执行。又如，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提名17人，最后因各种原因只选出了14名，改在2013年八中全会上把未选上的2名候选人增补进去，并形成了16名而非按惯例单数的15名或17名。实际上，这是越共的变通做法，从而避免了“十一大”上的直接冲突，并在最终贯彻了最初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