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独自闯出一条新路来。”2月18日,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这样说。作者斯蒂芬·罗奇曾是摩根士丹利亚洲区的负责人,是西方研究中国经济奇迹中颇有心得的一位学者。
他在文章中分析了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深化带来的变化,提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就是中国创建新模式的“决心书”和“行动宣言”。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竞争格局的最大影响,就是使美国‘一超’逐步被打破的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大经济板块,竞相抓紧时机进行战略调整和重新定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清华大学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把罗奇的观点放在更广阔的国际战略竞争中观察,“这意味着谁先找到正确的方向,谁能作出更快的反应,谁会采取更得力的措施,谁就有可能在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占得先机。”
“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加速发展的十年。”阎学通认为,“未来中国有足够多的领域可供改革开放,而每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深化所起到的作用,都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的改革,都可大幅促进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也正是这个关键期,中国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这是必须一举成功的“冲顶”挑战。
“环境变化留给我们经济转型的时间、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必须快马加鞭。”采访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感叹,“十二五”期间要初步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否则不但经济下行的风险难以得到有效克服,由经济下行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可能急剧放大,加大不确定性因素风险。
也因此,面对本刊记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认为,受内外压力影响,中国经济处在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爬坡过坎全新阶段,“能否在结构调整和经济减速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能否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重塑新优势,正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能否率先完成调整和改革的关键抉择。”
新一轮全球竞争的中国坐标
客观分析当前内外形势,便会理解这样的判断。
其一,从内部来看,过去5年多来,经过一系列连贯有力的调控政策,中国经济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多次冲击。但同时,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有些问题,诸如产能过剩甚至还进一步恶化。
从2010年一季度到2013年二季度,中国经济罕见地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减速,增长率从接近11%降到7.5%。对此,除了警示过去的增长方式已不可持续之外,不少分析认为,虽是宏观调控主动而为,但不可否认,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旧的驱动力正逐步衰减,而新的驱动力尚未完全形成所致。
更为关键的是,随着发展要求的丰富和提升,经济指标在衡量发展成就中的比重逐步降低,国人对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多,期望越来越高,大大深化了发展的内涵和实现发展的难度。
其二,从外部看,随着经济逐步复苏,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调整的步伐亦在加快。根据IMF的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7%,好于去年的3%,其中发达国家增长2.2%,好于去年的1.3%。目前,发达国家纷纷出台一系列刺激措施,在发展战略及经济结构方面加大了调整的力度和速度,以期构筑并释放新的增长动力。
比如,3D打印、人工智能、分布式能源、页岩气水力压裂技术等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对全球制造业和能源产业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和技术竞争日益激烈。
与此同时,全球化规则也开始了新一轮的重构。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力对比此消彼长,但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的重构过程中,却并没有体现出这种变化,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依然在发达国家手中。这种势头让新兴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局面。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针对上述状况,专家们认为,在全球结构调整压力向新兴市场转移和发达国家加速重塑世界经济新版图的关键时刻,中国对内推进经济改革和对外参与全球治理及经济规则构建方面的紧迫性更为突出。
陈凤英告诉本刊记者,必须要靠积极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来释放长期增长潜力和增强国际竞争实力,以调整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上的主动和国际竞争中的主动,从而保证国内经济平稳运行和在全球经济格局位势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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