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冲顶”关键点 （2）

掌握全球经济发展主动权

“中国已经决定要走自己的路了。”在上述文章中，罗奇这番结论的论据是，他发现，“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世界最终生产者的中国现在决心也要当消费者了。”

这种变化正是迟福林一直期待的。“在欧债危机背景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仍处于上升通道，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巨大的消费需求这个突出的优势。”采访中，这位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多年的学者明确表示，尽快建立与消费主导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启动国内消费大市场，将是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实现持续稳步增长的关键保障。

最显著的理由，无疑是因为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三驾马车”中最具增长潜力的因素。

就外需而言，虽然世界经济开始回暖，但经济增速仍处于中低速水平，去年发达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为1.3%，发展中国家经济平均增速为4.7%，并且还存在发达国家大力推进制造业回归、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等不稳定因素，因此出口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及化解国内过剩产能的贡献将十分有限。

就投资而言，未来中国依然具有大量的需求空间，但投资增长的速度很难有大的提升，真正的提升重点在于投资的效率和质量。

与之相对应，消费需求却有着相当大的提升空间。按照迟福林的计算，当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只有47.4%，居民消费率只有33.8%，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相差近2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30个百分点左右。

“依据当前的实际情况测算，到2020年，我国潜在居民消费需求将在45万亿～50万亿元人民币，成为支持未来10年7%～8%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和条件。”他表示。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13亿多人所支撑起的巨大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博弈最具分量的砝码之一。去年，我国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50%，提高4.1个百分点。“如果总是走外需拉动的老路，外贸依存度过高，就意味着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外部需求。外部市场好，增速就高;外部市场差，增速就低。”在陈凤英看来，依赖外需局面很容易导致中国的经济命运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国际竞争中，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想获得对方的市场，往往都要有所付出。”她谈到，美国在TPP谈判中之所以设置过高的标准，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增加谈判的筹码，迫使每一个加入谈判的对手作出更多让步。

“在后危机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市场，而这正是中国的优势。”陈凤英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差不多能达到1.5万美元，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能占到世界的一半。届时，即使外需完全消失，也依然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保持适度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释放消费需求，不仅是外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状态下的“不得已而为之”，更是充分发挥中国优势，利用13亿多人口的超级市场掌控经济发展主动权的明智之举。

关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20多年前，伟人之所以有如此判断抑或期待，正在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是求富求强，还是改革探索，乃至未来实现民族复兴，创建一整套能够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且高效活力的制度体系，实现经济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不懈的奋斗目标。

“如果按照这个构想，我们的时间已经很紧了，还有不到8年的时间。”采访中，迟福林谈到，当前改革发展中之所以会出现许多问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缺乏一套更加成熟定型的制度体系。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在其看来，“虽然过去也提出不少改革目标，出台过不少政策措施，但大多是具体领域的，彼此之间缺乏统筹协调，而且不成熟，经常在变化之中，这给指导我们改革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这实际上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问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认为，在中国改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提出这样一个总目标，既是水到渠成，更是迫在眉睫。

按照他的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创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变，对相关问题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并强调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就需要有管总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回答推进各领域改革最终是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样的整体结果这个问题。”他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套制度体系。

当然，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制度终究只是摆设。因此在采访中，专家们一再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制度有缺席，还能够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弥补;但如果‘人’不行，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韩保江表示。

采访最后，阎学通把《管子·霸言》中的一段名言送给了本刊记者，“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其意为，国家大而不好好管理，国力就会变小变弱;国家即使很小却能治理得好，国力也会变大变强。

“这实际上表明了，中国先哲们相信，决定国家富强或衰落的最根本因素是国家的政治领导。”阎学通最后道出了古今中外国家强盛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