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冲突多发但不具关联性，社会秩序总体稳定。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社会的利益主体不断多元化，各种利益矛盾不断显性化、频繁化，矛盾内容也趋于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有效整合成为改革攻坚阶段的一项根本性任务。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一定时间内较为严重的利益矛盾问题自然不能忽视，但我们亦应看到，当前，利益矛盾与冲突虽然存在于改革的多个领域与环节，但具有发生的分散性、目标的有限性、整体的非对抗性特点，并没有形成强大的连锁与共振效应。改革使整个社会普遍受益，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赞成与拥护改革，在深化改革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利益矛盾的内容本身很简单，即具体利益的纠纷，目标有限，只要具体利益得到维护，并不存在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因素。而且在绝大多数利益矛盾中，利益受损者除非实不得已，更倾向于选择非对抗性途径解决问题、实现利益主张。党和政府尤其是政治高层确实也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和谐。以上因素使我国现阶段的利益矛盾整体而言是非对抗性的，这也是中国社会在利益矛盾频发的同时依然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根本原因。这种状况实际上表明了当前利益矛盾的可控性与可治理性。就此而言，把握当前稳定时机、利用当前秩序条件，多管齐下全面推进改革可谓事不宜迟。
贪腐问题较为严重，但民众对中央高度认同。毋庸讳言，当前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较为严重。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作说明中指出的：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及其长期存在无疑会对整个执政党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与正当性构成严峻挑战。针对当前的腐败形势，十八大以后，党和政府连连发力，出台强有力举措加大治理，反腐倡廉成效初显，不仅党风政风为之一变，民众的信心也大为提振。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从严治党，“老虎”“苍蝇”一起打。这次三中全会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提出了诸多具有极其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可以说，十八大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与速度表明了中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坚定决心与信心，正是这种坚定的决心与信心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了广泛的民心与高度的认同。民心与认同对于执政党与政府而言，比什么都珍贵。这无疑为改革的全面深化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既得利益力量强大，但尚具可控性与可治理性。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改革要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表明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力量十分强大。但应看到，我国现在的既得利益群体还不能脱离现有体制来活动。既然其还依附于现行体制，在中央和上层对整个政治体制机制掌控较为有力的情况下，利益群体的未来走向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和上层的认识、态度与做法。改革主动权很大程度上还掌握在政治上层手中。当然，主动也是相对的，被动总是难免的，但依据矛盾的原理来讲，现在主动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被动地位是次要方面，总体形势是有利的。在这样一个阶段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可以保证改革的决策者牢牢把握改革的方向，避免在改革中出现重大的原则性妥协和让步。
基于以上五方面因素的考虑，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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