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路径与领导力发展关系的中美比较

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导致了中美两国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风格和特质，但是通过其个人特征和成长路径折射出的领导力发展过程却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和相似性。无论是在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最高领导人都是一个国家和地区重要的领导力量之一，也是国家最高层级领导者的主要后备群体。在中国，省委书记、省长作为地方的党政一把手，这两个职位不仅是领导力的突出表现，也是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晋升台阶。自2012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只有三人没有过省委书记的经历；而担任省长往往是成为省委书记的前奏，2002年以来的90位省长中，除去现任的31位(不含港澳台)，有32人在任后走上了省委书记的岗位，比例高达54.2%。相对而言，在美国这样的选举制国家中，州长作为各州政府机构的最高首长在地方的各项行政事务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领导角色，虽然由民选产生，不存在晋升序列关系，但在自吉米·卡特以来连续六届的民选总统中有四位曾有过担任州长的经历。由此可见，对这些地方领导者的个人属性及其领导力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归纳出其中的共同特征和主流趋势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文献评述

学术界关于领导者领导力发展状况及趋势的研究有许多，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国内领导者群体的特征变化受到更多的关注，[1][2]而这其中通过对领导者的人口学信息及成长路径的统计分析归纳出某一层级或某一时期的领导者特征的方法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对于中国领导人的相关研究从时间范围来看贯穿了自1921年建党至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近90年的时间[3][4][5][6]，其中尤其以1978年前后作为分界点的研究为甚；而从层级水平来看则涉及到了从县乡[7]到中央委员几乎全部类型的政治领导人范畴，其中省委书记和省长群体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重点。在这些研究中，领导者的个人信息通常会被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出生地、工作地等)，受教育程度(学历、专业等)，职业发展特色及路径(党派、党龄、工作经历等)，以上三个指标可以集中反映出领导者的成长路径状况。而对于不同时间段或不同层级的领导者的研究会加入其他一些特有的衡量指标，例如建国初期的研究中会加入“阶级成分”的指标[8]，对市委书记层级的领导者研究中会加入“出生在该省的市委书记数量/所在省份的城市数量”的指标等。[9]对应来看，美国学者对地方领导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州长群体，时间跨度主要分布在上个世纪；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年龄等相关指标往往会分别被作为自变量而出现，通过对州长的个人特征分析，研究与其绩效表现及权力获得的相关关系。[10][11][12]其中尤以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Beyle教授设计的“州长权力排名(Gubernatorial　Power　Ratings)”体系为代表，州长的个人特征被换算成相应的分数值以体现州长的权力水平。

由此可见，一方面学术界目前对于中美地方领导者的研究数据相对陈旧，尤其是包含了中国党的十八大以后和美国奥巴马总统连任后的新任领导者的分析十分匮乏，而伴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对新世纪以来的中美两个大国领导者的研究不仅传承了学术界的研究趋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国社会发展变化情况做出解释；另一方面，之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纵向对比，分析不同时间段的领导者特征和发展变化趋势，缺少横向比较研究，这主要源于研究者对中美两国领导者风格和特质存在较强差异的普遍认识[13][14]，但如果将研究视角转向两国领导者的个人特征、成长过程与其领导力发展关系的角度，二者的共性便会凸现出来，本文便将基于这一视角，主要从人口统计特征、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发展路径三个方面对中美两国地方领导者———省委书记、省长和州长进行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