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禹：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4）

第一，顺势而为，水到渠成。尊重自然人的选择，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的提前框定。

第二，慢慢的把过度发展的一些毛病改掉。这个过度发展的毛病体现在我们大量的常住人口没有实现市民化，我们中心区过度聚集，体现在我们过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命令的方式。

今天我们的城镇化归根结底不是由总书记、总理和市长们命令出来的，是由几亿的自然人选择之后叠加在一起，我们把它叫做几亿人的用脚投票走出去的。今天我们再怎么有管理者的考虑，最后你都要回到人的身上，你要去影响人，你再怎么讲不让人进来，人家就来了，每年几十万人来了，落脚在你这儿了，咱们也没法把人轰出去，人家住够6个月就是你的常住人口，我们还要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为他做好服务，满足他的一些生活、工作的基本需求，今天要更多的从自然人的角度考虑。大家可以看到，三年前我们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特大城市还叫做合理控制人口规模，经过最近这三年就变了，因为局势变得更严峻了，已经变成了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才有了北京今天的决策。

咱们北京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呢？我想跟同志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这是我自己单位一年前做的一个对北京细致的分析，我们做了一个大型的课题研究，有些数据也在不断的更新当中。 我们研究北上广到底还能装多少人，我们重点研究北京，上海和广州也做了分析，三个城市的趋势完全一样。北京每年户籍人口增加十来万，每年外来常住人口增加五六十万，按照这个进度，2020年全面小康的时候北京就不是今天的2100万人了，很有可能就是2400万人，甚至如果不遏增速会到2700万人。

北京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大家都说优质资源多、发展机会多、竞争相对公平，这当然有吸引力。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数量化的分析之后发现，我们北京还有一个独特的吸引力，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这个超出我们很多人的预期。过去我们认为大都市的生活成本一定是最高的，但是我们发现实际状况是北京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一旦形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前面说的几亿自然人他做选择，他很重视这种生活成本的信号，他不光听你总理怎么说、市长怎么说，这种信号对自然人的选择来说至关重要。

今天北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延缓资源极限值到达的那一天，按照现在的进度，每年五六十万人，都可以算出来，十几年以后这个城市就到三千万人的极限值，到了那时也不能用行政命令关上北京的大门。我们提出遏制人口过快增长，把一些批发市场、企事业单位分散出去，这些努力有作用吗？我觉得不够，我们还要做一个努力，我们不得不利用合理的价格手段调控城市。过去十几年我们一直致力于让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越来越低，但是未来十几年也许我们开始要致力于让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合理提高，这个变化是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