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专家论改革攻坚战的“中国式路径”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而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改革攻坚战“中国式路径”的更多细节已变得逐渐清晰。近日，“圆桌论坛”邀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教授和多位来访知名学者，请他们就如何确保7.5%的GDP增长、国企改革、自贸区建设、产业升级、城镇化等重大话题分享各自的观点。

本期圆桌论坛嘉宾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当代中国经济”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文汇》主编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产业与企业发展、企业战略与经营、现代公司理论、知识管理与创新

宋敏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前海深港合作试验区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罗云辉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理论

许成钢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研究领域包括金融监管，企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法与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

GDP增长7.5%的前提条件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速目标设定为7.5%，由此不难看出，“中高速增长”将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诉求，也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合理空间。面对当前世界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形势，这一目标能否完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军认为，10年内中国经济保持7%至8%的增长区间没有问题，但前提是生产率每年增长3%。

经济基本面优于其他“金砖国家”

“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健。”张军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以对基本面的判断为前提。首先，中国储蓄率高，维持在接近40%的水平，比印度高一倍；其次，政府长期控制赤字，中央政府赤字基本维持在2%至3%，而地方政府不可以有赤字；第三，上世纪90年代制定了法律，禁止地方政府向银行举债，中央财政也不可以向银行透支，消除了通货膨胀的隐患；最后一点是，虽然资本账户不开放，但形成了一道防火墙，同时，对长期资本持欢迎和开放政策，使在华直接投资始终存在。这些条件使中国保持着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而与中国同列“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其经济基本面普遍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储蓄率普遍在20%以下，缺少经济发展的资本。其次，政府面临高额债务与贸易赤字，没有足够的能力治理经济。还有一个与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几乎都已实现了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能够自由出入。虽然过去几年，国际资本涌入带动了这些国家的短期繁荣，但国际资本退潮也极易给它们带来影响。随着美国启动QE退出机制，短期繁荣也随之退去，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上长期遗留下来的结构问题又重新浮出水面。基于此，国际经济学家普遍预测这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今年的发展速度，会从过去5年的7%年均增长率下降到2%，并拖全球经济发展的后腿。

劳动生产率“汗水”须向“灵感”转换

尽管目前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比较稳健，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结构性问题。GDP增速属于中高速增长水平，但与此相比，劳动生产率提升十分缓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张军指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效率驱动。

早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Robin Krugman）在其《亚洲经济的神话》一书中便指出了效率驱动的问题。而克鲁格曼的结论借鉴了刘遵义教授上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刘遵义在研究上世纪80年代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核算中发现，亚洲经济体尽管增长很快，但主要靠投资，生产率改进的速度很慢。经济增长靠的是“汗水”，而非“灵感”。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具有消费能力却不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增多，一国的储蓄率降低，投资受到限制，生产率改进的速度会更慢，从而进一步束缚经济增长的脚步。

张军认为，中国目前就面临“汗水”向“灵感”转换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中间产品和加工产业，且多为劳动密集型，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附加值的生产地位，即靠“汗水”发展经济，而不是依靠创新与技术进步，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获得收益。

保罗·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阐述了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现象，由生产力决定，劳动生产率高会拉动大量就业，提升工资水平，进而提高消费水平，部分消费品价格提高最终会带来物价水平的普遍提高，包括房地产和其他服务业的价格，进而使得全社会各部门收入水平都得到提升。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实体经济各部门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未来增长前景时，会看它是否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注重发展实体经济，因为只有实体经济发展，人均资本存量才能扩大，即实现资本深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逻辑。”张军说。

GDP增长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着手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处于长期低迷状态。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前哈佛大学校长拉瑞·萨默斯（LarrySummers）认为，美国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不足1%，经济复苏主要靠需求拉动、银行信贷和房地产增长。因此，他在近期表示，美国经济很可能会迎来2%至3%的GDP增长，但这与大多数中产阶级没有关系，因为中产阶级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

参考美国的现状，针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要性，张军进一步表示，以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服务业，虽然可以创造巨大的收益，但不提升整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反而拉高了生产要素和工资等价格。所以，房地产、金融发展得再好，依然是一种自我循环、自娱自乐的发展模式，对实体经济没有明显助益。他谏言，中国应该避免美国经济“生产率不增长、创造就业能力弱”的结构性问题，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发展实体经济，让更多的人由此获得财富，从而进一步带动消费。“中国过去30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为4%，若未来10到15年要保持7%至8%的GDP增长，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必须达到或接近3%。”

国有企业应该“有所不为”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教授/系主任

今年两会期间，“国有企业新一轮改革”成为各界热议的主要话题之一，其中“混合所有制”最受关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已经有广东、上海、重庆等20个省市准备“发力”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此，人们有各种评论。“总感觉民营资本是有机会的，但还不知道是不是真正的好机会。”有民营企业家表示。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芮明杰认为，混合所有制存在一个重要问题：相比国资控股，民资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通常运营效果更好。因此，在这一轮国有企业掌握控股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一些有实力的民营资本并不愿意和国企“混合”。如何看待、改变这一现状，值得探讨。

资本永远是追求利益的

资本永远是追求利益的，有实力的民资为何不愿意与国资混合？经济学原理和各国实践显示，国企的决策速度、市场反应速度比民企慢，如果没有国家资源的支持，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胜算如何，很难说。

在现实层面，由自然人作为法人的企业股东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承担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市场反应速度快。而国有资本的“所有人”是虚拟的，因其所有权归国家，国家是一个机构，而非确定的自然人。各级政府代表人民来履行国有资本的决策和管理职责，决策过程庞杂漫长、效率低反应慢是很正常的事。

西方发达国家在二战后至上世纪80年代也都曾经出现过国有化热潮，虽然与中国情况不完全一样，也一度挽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但国有企业成本高、效率低、亏损严重，造成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增加，私人资本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于是，在80年代后，国外又掀起了私有化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