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的“破冰之旅”
新中国建国以来，无论是在竞争性领域还是非竞争性领域，大型或者超大型企业都属于国有。即使在股份制改造之后，国有资产仍占据绝对份额。2006年，政府确认了国家要保持“绝对控制权”的七大战略产业：国防、电力、石油石化、电力通信、煤炭、民航和航运。在这些产业中，国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但受到严格限制的竞争，而对新企业进入市场的管制则非常强。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主题定下后，作为央企的领军者，中石化近期已率先启动在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市场期待已久的电改也拉开了序幕，中电投将在今年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民资参股部分中电投旗下子公司和建设项目，民资参股比例将达三分之一。
然而，“寄期望于民营资本参与到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资本企业中去，以此来打破垄断，这种想法过于简单”。芮明杰教授认为，在国有企业新一轮的改革中，政府要有决心将现存的一些超大型垄断企业进行强制性分拆，这一点，在发达国家中已有成功先例。以美国电信业为例，自1910年起，AT&T公司把全美国的电信业置于其独家垄断之下达数十年。为了在长话领域建立竞争机制，1984年，美国政府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将AT&T强行“拆分”为一个长途电话公司和7个地方性电话公司。为了扶持AT&T的竞争对手，政府规定，AT&T作为垄断者，只能在一定限度内修改价格，而其竞争者则可以自由修改价格。这促使Sprint、Wordcom、MCI等一批全新电信商应运而生。竞争的直接结果是：到1992年，长途通信费用创记录地下降了38%-40%；移动通信获得迅速发展；基于电话网上的增值服务业务达30万种之多。这在当时对促进美国电信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把不该管的事放下
芮明杰认为，从公平和效率角度来讲，除了在不以营利为目的、而是旨在服务大众的公共领域保留国资，国有资本应从竞争性行业彻底退出，这既符合国有资本的特性，也符合广大百姓的利益。
当然，“特殊时期，政府可以也应当在竞争性领域出资，对行业进行扶植、稳定、保护，甚至是保护或支持某一特定企业。”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最大汽车巨头通用陷入困境。为避免整个汽车产业崩溃，联邦政府紧急寻求国会授权，出台“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开始向通用注资。救助计划“帮助稳定汽车产业，避免了另一场大萧条”。5年后，当通用实现了盈利后，美国财政部全部售出其所持通用汽车股票，彻底退出对汽车产业的救助。
“要正确定位政府、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放下。而在关键时期，政府的出资既能够扶持产业，又能够使政府获益，这才是国有资产投资的正确方式。”芮明杰认为。
地区性金融试验闯难关
宋敏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随着中国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逐步深入，央行近期密集出台“一篮子”计划予以支持。不过，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宋敏表示，目前还不是资本项目开放的好时机。受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监管方面的利益冲突、决策者的理念等多重因素影响，上海自贸区将进行的地区性金融试验，任务绝不轻松。
现有金融体系承受力不足
在上海自贸区成立3个月之际，央行就推出“自贸区金融30条”，主要包括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外汇管理等领域改革试点等四个方面。进入2014年以来，央行更是接连出台自贸区金改细则，包括第三方机构跨境人民币支付、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小额外币利率存款上限放开、外汇管理细则、反洗钱细则等，此外，资本项目可兑换实施细则，也已进入最后论证阶段。
当然，针对资本项目开放问题，国际上并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供借鉴，不少学术界人士也持审慎态度。宋敏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有序、稳妥进行，可以通过小范围试验，逐步积累经验，达到一定程度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放开。
“目前这个时候，也许不是一个好时机”。宋敏的担心，主要在于当前中国不成熟的经济金融体系及外部环境，尤其是房地产泡沫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话，将引起一系列系统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估算泡沫破裂会对中国金融体系产生多大影响；资本项目开放之后会有多少资金出逃，中国金融能否承受得住。”
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
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是“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而在上海自贸区能否形成这种模式，宋敏认为将面临一些困难，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贸区的使命是探讨具有全国示范性作用的金融改革开放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第二，监管方面的利益冲突。“总量控制下的充分放开”，意味着把中央的监管权力适当下放到上海自贸区，这一点如果无法突破，那就做不到充分放开。
其三，决策者的理念和思考。“针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试验都是探讨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像林毅夫所说，现在就是撕开了一道口子，看看行不行，再计划接下来的步子是迈出去还是收回来。这样的意见目前占据着主流。我个人认为能撕开个口，也能收回去，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实际上，国际上也有这样的成功经验”。宋敏表示。
他认为，金融改革示范区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最高决策者的顶层设计。
自贸区建设应集中资源
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后，释放的改革红利有目共睹，全国各地也涌现出申报自贸区的热潮。宋敏认为，“如果自贸区是一个试验的话，应在足够的政策支持下，先在一个地区试验好了，再去推广，而不是遍地开花。如果有很多自贸区，试验失败的成本就会太大，调整的难度也更高。”
城镇化面临的制度关隘
许成钢 香港大学经济及金融学院教授
人多地少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制约因素。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从人、土地、资金、布局与形态、城建、管理等方面，首次系统地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几个主要任务。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认为，城镇化建设面临土地制度以及监管等方面的一系列难题，其中，如何“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尤其值得关注。提升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意味着必须加速突出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高效配置。对此，许成钢的看法是，无论是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还是经济学的原理，只有依靠市场才能解决效率的问题。
许成钢同时指出，所有发达经济体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做法，叫作区域规划。“市场帮助你解决效率的问题，而区域规划帮助你解决环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一切事情都由市场决定。”
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全面改革需要很长时间，许成刚教授建议，在短时间里，应该尽量设计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否则，从上至下的统治不会有效率，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问题，也就不可能满足地方的发展需要。”
突破生产要素刚性约束
罗云辉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系副教授
一个经济体，如同一个企业，完成产出所需要的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依赖和制约。基本的制约体现在：若某些要素不能增加的话，其他要素增加之与经济增长的效果就递减，而突破这种要素比例约束得靠技术进步。上海的土地面积、环境承载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都很有限，外延式的发展很容易就碰到这几类要素的刚性约束，使得投资回报率，或者说经济效率下降。“十一五”以来，不包括崇明，上海每年每平方公里的投资额都在1亿以上，若没有技术进步及由此引致的产业升级，增量要素的回报和整体的效率势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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