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中央编写党史的设想 （3）

三、反修防修与1964年中共党史教科书编写的重启及夭折

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问题，党史编写成为中共开展“防修反修”斗争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共中央认为，进行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整个过渡时期党的一项根本任务。编写一部阐明毛泽东思想、介绍中共丰富斗争经验的党史教科书，对于系统地研究和传播毛泽东思想、教育国内外群众以及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适应国际国内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1964年，中共中央重新启动党史教科书编写的工作。

从国际上看，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破裂后，编写中共党史有利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高毛泽东的威望，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教育各国人民反对修正主义，推动世界革命。尽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如1957年匈牙利共产党有人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领导由苏联已转到中国了，但在党史编写方面却大大落后于其他共产党国家。

就党史机构而言，到1957年，蒙古国人民革命党、匈牙利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经设有中央党史研究所。对比中共，不仅没有设立中央级的党史研究机构，而且地方层面的党史机构几近空白。据笔者对现有各类中共组织史资料、党志的爬梳，“文化大革命”前设立的省级党史研究机构的仅有三个：一是1958年12月12日河北省委成立的党史编辑委员会；一是1958年10月黑龙江省委成立的党史研究委员会，下设党史研究所（1959年3月成立），1965年6月改为省委党史资料研究室；一是1957年8月广东省委成立的广东地区革命历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古大存），1962年3月改称广东省党史研究委员会（主任区梦觉）。从中央到绝大多数地方党委没有专门的党史机构，自然影响到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党史编写工作。

就党史著述来说，各国共产党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重估党史问题，加快了本国党史的编撰。1957年2月，捷共中央党史研究所在捷共中央任命的党史编辑委员会领导下，出版了第一本反映从捷工人运动开始、捷共产生到1948年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著作——捷共党史提纲，并计划在今后一、二年内写出正式的捷共党史教程。捷共中央党史研究所所长维色利宣称：“到目前为止，只有苏共有自己的党史，而现在捷共也有了。现在只有苏共和捷共有自己的党史”，“这一点是可以值得骄傲的”。1957年11月，越南总理府财贸办公厅主任裴公澂在《人民报》发表文章，也公开表达了对越南党史的新看法，如第一次强调了吴嘉自在创立越南劳动党的前身——东洋共产党中的重要作用，第一次明确了1945年公开宣布解散东洋共产党的做法是错误的，第一次检讨了1952年以前土地改革问题上的缺点。自1956年8月21日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党的教育系统的学年总结及新学期中党组织的任务》的决定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着手编著新的党史教材。到1962年6月，苏联《真理报》刊文宣布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根据苏共中央委员会决议准备出版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历史》，计划在1967年即十月革命50周年前完成，并称鉴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党史的歪曲，该多卷本主要以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以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的报告所提出的原理和结论为基础，保证在党史科学中完全克服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任何影响，恢复全部历史真象，全面阐释二战以后的苏共党史，揭示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在这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兴起的党史书写竞赛运动中，具有伟大光荣历史、拥有崇高国际威望领袖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当然需要检讨尚未建立中央党史机构，放弃党史编写计划的做法，以改变党史编写中的落后状况。

从国内来看，中共中央要求以“防修反修”为纲，开展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1963年10月26日至11月16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明确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以反对修正主义为纲的新方向。10月26日周扬所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和11月13日刘少奇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的报告》，号召重新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反修”为纲来研究现实，研究党史、现代史，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这是党史工作者的任务。但在现实中，当时已出版的关于党史的读本约有50多种，其中公开发行的约有40种。除个别本子经中央审定外，绝大多数质量不高，有些书还存有政治性错误。

为了提高党史研究水平，由中共中央出面组织编写党史教科书已经是党史工作者的普遍愿望。1962年上半年，胡华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史进修班和本科毕业生作报告时，明确提出：“如果编出一本适合的教科书，那对教育本国和各国人民有很大的意义。我想可以超过斯大林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这需要我们在理论上、教材上进一步提高，突破现有水平，突破现有框框，使之有权威性，自然这要中央负责同志挂帅，但目前他们很忙，没有顾得上。”1964年3月3日、4日，胡华出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代史研究会议”时，进一步提出党史、现代史理论性、政策性强，需要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研究工作。

在这种形势下，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应当抓紧时间，尽快编写一部像样的党史，并且决定由董必武担任党史编委主任。董必武为了完成这一编写任务，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同各方面进行了协商。1965年10月19日，董必武同周扬等人谈编写党史的具体问题。董必武建议成立一个编写班子后，陈伯达、周扬和胡绳考虑将马列主义研究院作为这个编写班子的辅助工作机构，具体进行研究党史的工作。马列主义研究院同苏联党史编写机构——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名称相同，以原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为基础，从1964年开始筹建，是中共中央培养理论干部和理论研究的机关。

1965年11月4日，陈伯达、周扬和胡绳向中央提交请示报告，正式提出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中共党史为中心任务，辅助党史编委会尽快写出一部可供国内外普遍应用的、比较完整的、有分量的党史。

196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伯达等人的请示报告，正式决定中共党史编纂委员会以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依靠马列主义研究院做具体工作。

马列主义研究院因为筹建不久，党史研究人员不够，编写党史需要同有关单位建立广泛的协作关系。1965年11月，其研究工作人员仅有130多人，其中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就占了90人。董必武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寻求帮助，得到叶剑英的支持，叶剑英表示军事科学院的党史班子和材料都可转给党史编纂委员会。但陈伯达表示自己工作很多、很忙，推脱党史编写的工作请中央决定。由于没有确定协助董必武工作的人选，党史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66年4、5月份，才以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人名义，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

恰值“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酝酿发动这场“革命”上，虽然表示了对此项工作的关心，但没有给予实质性的支持。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原来党史编写工作的负责人中，陈伯达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周扬、胡绳已经受到批判，胡乔木亦处境艰难，党史编写陷入停顿。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董必武时，主动询问了编写中共党史的情况，并提出党史编委会负责人的人选，要他与陈伯达再商谈。

在毛泽东的督促下，董必武很快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报告，说明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编写中共党史问题提出多项建议：一是编委会的组成，应由中共中央各部、中央办公厅、监委的负责人，工、青、妇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及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各中央局负责人组成，其任务是确定编写方针、审定编写大纲和审定编成的稿子；二是设立编辑工作委员会，请中央指定陈伯达负责，并选定若干同志参加，其任务是起草编写党史大纲，初审修改编写的稿子；三是以马列学院（应为马列主义研究院——引者注）为主设立编辑工作的班子，并建议中央、各省级党校每校抽调一名教师参加工作，以便在编辑过程中与地方联系，成书后便于回去进行宣讲。这个报告送上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已处在难以工作的境地，没有对此进行研究。

1966年10月，董必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发言，再次提出中共党史的编写问题，并重新说明了8月18日毛泽东与他谈话的内容。董必武的发言得到一些领导人的支持。例如，谭震林插话说：“我支持编写中共党史，总结历史经验。我同意由你主持编写，党的历史是非很多，很复杂，你可以公正地说明这些问题，总结些东西，不要让有些人编歪了。”由于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文化大革命”，编写党史的问题没有提上议程。以后，某次董必武看望毛泽东时，再度提及编写党史之事，毛泽东针对陈伯达一再推脱这项工作的态度，表示：“既然人家（陈伯达）不同意，那只好等等再说。”由《董必武传》披露的这些史实，可以看出，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党史编委会负责人应是陈伯达。此后，中央层面的党史编写工作停顿下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中央党史研究室后，才重新启动党史编写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10月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和1969年林彪在九大的讲话，一度构成以路线斗争叙述建党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历史的“权威”论述。军队、院校和各地根据当时流行的两条路线斗争观点，编写了各种版本的党史讲义、教材，有些甚至就以两条路线斗争史冠名，歪曲、阉割乃至伪造历史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1970年林彪任主任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编辑委员会”编写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初稿）》，就是典型案例。在十年动乱中，一部中共党史被简约化为个人崇拜史、毛泽东史、11次路线斗争史。

此外，关于中共党史编撰，值得追记的还有两件史事：一是1969年7月19日（一说20日），毛泽东通过女儿李讷传话给范文澜：“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近代的，还需要现代的，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中国通史。”范文澜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定计划，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邀请何干之、胡华、李新续写中国现代史部分（1919年—1956年部分）。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病逝，此事无果。毛泽东主张以新观点编写中国现代史，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中共党史，但也大致反映了他对这一段历史书写状况的不满意。

再就是张春桥对于党史编写的“热情”和“指示”，是考察“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史书写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据有的材料披露：1971年夏，张春桥告诉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我有一个野心，就是要写一部《毛泽东传》。”不久，朱永嘉向张春桥汇报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要求解决党史教材问题时，张春桥指示：“中央最近不会编党史，董老、康老年纪都大了，不会搞了；要搞，你们自己搞。地方先搞起来，将来中央再搞。中央搞可以有两个办法：一是从各地编的党史中挑选一本好的；二是从各地党史班子中选人到中央来编。”又说：“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是先民间后中央的办法搞出来的。你们先搞起来再说。”张春桥的这些意见虽然未必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立场，也多少透露出高层在党史编写问题上的某些实情。根据张春桥的意见，朱永嘉在上海建立了复旦大学中共党史教材编写组，提出“我们的班子拉得最早。要努力把这部党史编好，争取将来被中央选中。”编写组从1971年8月开始工作，1973年付印第一版。这本《中共党史讲义》教材的编写情况、工作进度等事项，朱永嘉向“四人帮”汇报，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过意见，并要求加快步骤。全书共分七章，从1919年五四运动写到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出为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关于该书出现两种不同性质的认定：一种认定这个活动从头到尾是为大学工农兵学员编写党史讲义，称为“编写党史讲义说”；一种认为“私编党史说”，属于为“四人帮”服务的“帮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