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党兴衰对中国共产党的五大警示 （4）

四、党内腐败和两极分化将导致执政党迅速垮台

腐败是执政党的致命癌症，而社会分配不公则会导致民怨。纵观世界政党政治现象，执政党的腐败与社会分配不公往往相互催生，引发政治动荡。政党官员的腐败本身就加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而政府官员与社会资本的联合会进一步拉大社会分配的差距。近几十年来，凡是政治动荡的国家，执政党的腐败与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公几乎是并存的。世界政党治理有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就是执政党推动经济增长之后会出现严重的政治危机甚至政权的垮台。因此，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一定要一手抓反腐败，一手抓社会分配上的两极分化。

印度国大党在1993年的选举中失利，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没能遏制腐败和实现社会公正。印度国大党曾经是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集团。国大党从执政伊始就提出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社会公平，并提出了“廉洁政治”的口号。但是，国大党的改革政策过程往往是“口到而实不致”。在分配政策上，国大党的改革成果首先是让中产阶级和大企业家受益，广大下层群众的生活状况却不能得到实际的改变。据瑞士银行统计，印度商人、公司和政客在该行的外汇存款高达2.5亿美元，占全印度私人财富的三分之一。在印度的农村，占全国农村人口约4.5%的地主和10%的富农仍然占据着农村75%的土地，贫苦的农民和无地的产业工人占到了农村人口的25%[7](P409-410)。在存在严重社会不公的同时，印度的腐败丑闻更是层出不穷。印度国大党执政后推行国家主导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政策，为权力与利益的结合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腐败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林承节在《印度史》一书中描绘当时的印度：“国家对私人经营活动的严格控制给了主管部门官员有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很快批准某项申请，也可以寻找理由拒绝批准或无限期拖延，这时有没有贿赂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贪婪的商人(包括外国大公司)眼睛总是盯住需要大量采买物资的主管部门和有权发包工程、有权签订贸易合同的部门，总是想方设法进行贿赂，或向掌权的政党‘捐款’，或向负责官员送礼。”[8](P145)与此相适应，国大党领袖英迪拉为筹集竞选资金而开始与资本勾结，接受商人的捐款。英迪拉赢得大选后，又利用权力对为自己捐赠的人施以帮助，不仅败坏了自己的声誉，而且败坏了国大党的名声。到了拉吉夫掌权，国大党开始重视治理腐败，但党内腐败已经积重难返。当时的国大党党员竟然对拉吉夫的反腐败讲话和举措进行无声的抵抗，百般地阻挠。印度分配上的两极分化与政治上的腐败堕落搅和在一起，完全丧失了民心，结果在1993年的选举中惨败。今天国大党虽然重新执政，但两极分化与严重腐化仍然困扰着他们。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国大党的前途仍然岌岌可危。

印度国大党在连续执政五十多年之后失去了一次政权，其教训值得借鉴。一个有历史传统的政党仅仅有崇高理想和诱人的承诺是不够的，群众对执政党的选择最终要看政治实践的兑现程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伴随着社会利益分化，底层群众的不满情绪会裹挟着对腐败的愤怒重新选择执政党；用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大优势，但由此产生的官商结合的腐败对执政党足以致命；执政党务必把腐败遏制在萌芽状态，腐败的蔓延将使执政党陷入“真反腐败亡党”的难堪境地；执政党反腐败不仅要加强党内的廉政建设，更要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着手，构建一个官员想贪也不能贪的社会环境。把社会公正与管住权力结合起来，应当是印度国大党首次丢失政权提供给我们的最珍贵的警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社会公正，更加重视反腐败斗争。从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视野研究党的十八大后的新举措，有利于我们党提高治党理政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