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优秀人才的选拔机制决定执政党的前途命运
一个政党能吸纳最优秀的人才担任执政骨干，就能保证党的政策的实施和政治纲领的实现。反之，这个政党的政治目标不仅不能实现，而且令自己失去正义者形象。纵观世界政党执政的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执政党人才济济，事业就兴旺发达；一个政党任人唯亲，风行裙带关系，事业发展就会陷入危机，甚至丧失执政地位。
政党具有“政治录用”的功能，因而执政党必须把发现和录用执政骨干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西方国家是一个竞争性的政治体制，但执政党把人才推荐到国家政府系统则有成熟的制度安排，从而为执政党实现本党的纲领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障。美国总统由民众选举，但总统的候选人则由政党推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总统是由美国主要政党决定的。美国政党领袖被美国民众选举为国家领导人后，诸如国务卿或国防部长等一些重要官员皆由总统提出，但须经参议院批准。这就保证了美国的执政骨干对执政党的政治忠诚。在政党治理下，西方国家还有比较严格规范的公务员选拔制度。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招募学员，不仅试卷向社会公开，而且考试的结果也向社会公布，杜绝了开后门之类的事情发生。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为高效的政党治理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以说，西方国家的政务官选拔制度和公务员的考试任用制度是西方政党运行权力的组织基础。反观一些大党老党丧失政权的案例，都可以窥见“任人唯亲、买官卖官、裙带关系”的弊端，其中以苏共最为典型。在列宁领导下，苏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执政骨干。他们对党忠诚，有实际工作经验。在十月革命后的艰苦岁月，正是这些优秀的领导干部率领人民打败了国内外敌人的猖狂进攻。但苏共到了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开始清洗党内的反对派，很多持不同政见的领导干部被打成“人民的敌人”。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干部要实行代际交替，一大批年轻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苏共在设计干部交替的制度时不仅没有建立一套党内民主制度，而是推出了一套“近亲繁殖”的体制。苏共官员提拔的基本路径是：技术人员是工程师——车间主任——厂长；政府官员是办事员——处长——局长；政工人员是团委干部——党委干部——党委领导。这些干部的提拔既没有民主的程序，也没有群众测评的权重因素，完全是“一把手”操纵决定。据统计，苏共中高层干部的75%以上出身于机关办事人员，他们都没有基层和企业工作的经历[5](P127)。这样的干部选拔机制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执政骨干的组织能力、思维判断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全面退化；二是党内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听话”和“圆滑”特征的领导干部。善于拍马钻营的领导干部大批涌入党内，势必把一大批有能力而富有正义感的人才挤出党内。苏共亡党的教训证明，能否建立一套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和机制，对执政党长期执政和实现政治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
毛泽东指出，党的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列宁在十月革命的前夜曾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6](P406)。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与党内一大批优秀干部的有力领导分不开的。在革命时期，由于我们党面临着外部敌人的打压和围剿，因而上级组织和领导选用干部基本能够坚持任人唯贤。但在执政条件下，外部的威胁已经解除，领导干部难免会以个人的“喜好”来选拔干部。因此，党在执政条件下必须通过党内民主机制选拔干部。世界政党政治运行的实践证明，健全党内民主机制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能提供制度化的保证，从而极大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在第十六次党代会上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依据党的十八大精神，我们党一定要建立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通过“民主、公开、竞争”的机制把各种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聚集到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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