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理论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建构 （2）

二、新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定位与议题转换

国家重构与对这一政治过程的研究在当代中国的转型中是同时进行的。二者共同的起点是对十年“文革”教训的批判性反思，目的是搁置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找到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这项反思包括两个要点：首先，理论批判指向对社会主义阶段政治现实的重新理解。对改革开放的设计者和知识分子而言，既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从根本上误解了社会主义政治议题的实质，并由此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此相反，新的政治领导人明智地呼吁从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思维模式转换到经济建设的议题中来。当学者们尝试重建政治学科时，这一政治背景有效地塑造了学界基本的问题意识，即为了使学术研究有助于改革的启动，学术议题的设定需要整合进新的政治蓝图，并为其提供思想支持。为此，在反省历史教训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必须将政治分析定位在对人民内部关系的研究上，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对抗活动。与此相应的是，政治分析的基本概念也需要改变，例如，阶级不再被看作是唯一重要的分析要素，而需要辅以对社会阶层、族群、工作单位等因素的理解。这种更加全面的方案被认为能够提供合适的分析工具，用来理解市场经济兴起后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的日益复杂的利益格局。

另一个要点是党和政府体制内的权力分布问题。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刻认识到，过度集权的体制是造成十年“文革”的主要原因。集权化领导很容易转变成少数人的统治，而这种情况在当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级领导机构和组织中，因此最为紧要的是在政府部门内形成制度化的民主决策和管理机制。政治学者正是因应这种形势需要，利用专业优势，开始了相关研究，并很快提出各自的改革愿景。与此相匹配的是实践中研究取向的更新。首先，政治学应该通过研究来发展对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包容性理解，而避免针对同一对象的激进态度。其次，政治学应当倡导对政治生活及其局限的现实性把握，因为任何理想主义的主张都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和社会不安。再次，一种对政策议题的建设性立场比起批判性研究更值得肯定，因为后者被普遍视为对政治发展不利。② 当学者们对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取向达成共识后，他们便开始着手对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进行研究了。

尽管初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在党和政府内民主程序的制度化问题，但学者们很快便跨过这一界限，将话题转移到对国家民主结构的讨论中。于是，中国政治与行政改革的一个中心主题被片面锁定在了民主转型的目标上，而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府的组合则被误认为是最佳方案。但是，这一乐观的估计很快被证明是不现实的。80 年代启动的经济实验只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却在中后期造成了意外的通货膨胀、腐败和社会不平等，受制于各种经济议题，对如何解决改革的难题人们产生了认识分化。

90 年代初，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讨论作为一种新的思想实验开始在学界出现，目的是寻求启动改革的替代途径。在讨论的早期阶段，学者们尝试根据自由主义模型的标准来勾勒转型社会的几大关键性要素。在1992 年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中，邓正来和景跃进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双重维度，即它是基于契约原则组成的私人领域，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成员参与政治事务的公共领域。其中企业家和知识分子等新兴的社会群体既是自发的公民社会的重要因素，也可以成为政治参与的活跃的领导性力量。与此相反，社会的主要组成人员———工人和农民———则被抛弃并被剥夺了在公民社会中的积极意义，因此需要附属于新兴的社会群体。他们论证说，新兴的公民社会不仅可以提供人们躲避国家暴力的避难所，也可以为多元化的利益群体追逐各自政治权利搭建平台。在这种意义上，两位学者特别呼吁，对公民社会作为自下而上的民主转型的重要力量应给予足够的关注。

在这两位学者讨论公民社会的方法取向中，有三点对此后治理理论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一，它承接了80 年代以来出现的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建设性方案的政治研究进路，即新兴社会阶层对自主性和政治参与的追求是在现有的政治秩序中得以进行的。这便意味着公民社会的理想角色不是挑战党和国家的权力，而是与其进行积极的互动。第二，与此前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不同，该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作为持续性政治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的公民社会。正如其研究所表明的，民主的前景不再仅仅基于国家的意志，而应当成为多元社会利益诉求的一项可期待的副产品。第三，民主的关键维度被重新界定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而在实践中则假定社会中的部分成员( 企业家和知识分子) 得以在公共决策过程中与政府协商沟通。这便将民主的本土化方案与典型的自由民主政体指标区别开来。总的来说，两位学者成功地发展出了公民社会的概念及其政治意义。

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处境的认识，即公民社会是根植于市场逻辑并可以成为政治发展的一股积极力量。公民社会的主要理念随后在许多更加细化的应用研究中得以继续发展。90 年代中后期，学者们开始尝试用各种方法确认因市场改革而出现的“真实的”公民社会。随着对萨拉蒙( Lester Salamon) 和其他治理理论家的系统介绍，他们逐渐将研究兴趣从特定的社会群体转向社会结构方面，即独立于国家与市场的第三部门。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提出了未来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管理这些公民组织并将其功能最大化，以达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合作。这就需要其他更具操作性的知识系统来促进上述工作的实施。事实上，这一缺口很快就被治理思想所包含的理论和实践工具所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