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师大校方已介入调查
重庆师范大学科研处一位罗姓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校方已经将前述论文用学术不端的检测系统进行对比，同时也邀请了专家进行人工比对。由于被举报的论文篇数较多，检测暂时没有完成。
张世友不认为自己是抄袭，“抄袭肯定是不对的了。尤其是明知故犯，就更不对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被举报，可能是有些人“恶意打击”。
他向记者解释，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个年代的论文肯定有不规范的成分，但至于构不构成所谓的学术抄袭、学术不端，“真是10年前标准不一样”。
张世友说，按照当年编辑部的要求，一些参考文献只需在文末整体罗列，而不需要逐一对应注释。而在当时，有的文章引用了别人的东西，后面却什么参考文献都没有，“那个时候这种情况多得很”。
“按照一般过去的说法，引用量三分之一都不过分。”他说。
“时代不同，基本要求和标准也不太一样。如果说后来学术规范出台了，我写的东西还出现问题，那我任何话都没有。”张世友说，10多年前，学术不规范的现象很多，“说实话，你不信可以随便找一篇之前的文章查查，多少都有问题的。”
不过，记者在1984年颁发的《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实施细则》中看到，该细则第15条已经规定，“适当引用”指作者在一部作品中引用他人作品的片断，凡引用一人或多人的作品，所引用的总量不得超过本人创作作品总量的十分之一。
前述罗姓负责人表示，除了被举报的10篇论文，张世友发表的所有论文他们都要检测一遍，“不然，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别人又提出来”。
“从讲师一路抄到教授”值得称奇吗
高校论文生态如斯，“从讲师一路抄到教授”又有什么值得拍案称奇的呢？当事人是否“从讲师一路抄到教授”，这固然有待权威部门阖棺定论，但就眼下的细节而言，恐怕公道早在人心。譬如一篇含摘要在内约4600字的论文，至少九成的语句，都是在人家文章的基础上进行增加、删除或换用了个别字词，且多处语句完全相同。又譬如另一篇约6000字的论文，与参考文献完全无关的原创内容，大约不到1000字。当事人的解释令人哑然，“真是10年前标准不一样”，或者是“没有公开发表，不构成抄不抄袭的问题”。这样的辩白，还不如说是来自火星的都教授干的来得有趣。
一分为二地看，中国论文数量全球领先，自然是科技软实力的彰显，但不得不说的是，科研评估体系也确实起到了“打鸡血”的作用——要不是为了晋升、为了急功近利博名利，哪来这种“论文劳动力密集型”的批量产出态势。就譬如当事人张教授，要不是一沓疑似抄袭论文支撑着，他又怎可能“身兼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委会评审专家、重庆市伦理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研究会副秘书长等社会角色”？
比抄袭论文更更怕的是：真正有点科研潜质的人才，为什么不得不靠抄袭论文步步为营？学术失范已经是个老话题了，更值得反思的，还有逼人抄论文的知识分子晋级等机制。这些东西不转身，净化学术论文领域终究不过是一声呓语。一句话，抄论文者固然需要批判，但逼着大家都去抄的制度，更应检点变革。
从讲师抄到教授，谁来监管剽窃底线？
从讲师抄到教授，不由让我们惊讶这教授的胆量和好运气，对比之下，更看到了此教授只是简单改几个用词就将顺利将别人的论文据为己有了。近年来，名人教授被曝抄袭已经屡见不鲜，如：中国好歌曲涂议嘉“蒲公英在飞”涉嫌抄袭；霍尊“卷珠帘”涉嫌抄袭；2010年清华大学知名教授汪晖涉嫌抄袭；2012年，湖北工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石元伍获国际设计大奖作品被曝抄袭学生被停职调查；今年1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医师王宇澄举报他的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正敏57篇论文涉嫌学术抄袭；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涉嫌抄袭陶慕宁作品等等。
对于这些抄袭门事件，笔者认为还需仔细甄别真伪，不可发现一个网络举报的就乱棍打死。固然知识分子和学者教授应该品行止端、道德高尚，但我们也需大睁警惕双眼，不给借机诬蔑诋毁名人、学者提供表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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