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复兴中的“精神独立性”（2）

中国社会的精神独立性要有滋养它的土壤，它的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

意识到精神独立性固然重要，呵护涵养精神独立性更加重要。精神独立性不是想当然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仅靠豪言壮语就能喊出来的。中国社会的精神独立性要有滋养它的土壤，孕育它的源泉，这就是中华文化。习近平总书记讲，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指的就是中华文化对中国社会精神独立性方面的贡献。现仅从中选择三个方面略作阐述：

——中华文化孕育了中国社会独特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

思维是精神独立性中最深层次的属性，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西方文化中不断剥离、不断区别、不断分割的那种原子式的注重分析的思维不同，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更突出的是一种不断整合、不断扩散、不断融合的整体性思维，从整体上来观察世界、理解世界。比如，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受中华文化滋养的中国人不像西方文化那样把自然界与人对立起来，人对自然界只是单向度的无限掠夺，而是把自然界与人看做是一个整体。又比如，在对待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上，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是一种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天下观，我的存在是因为有你的存在，你、我、他共生共处才成为“天下”，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国社会根本的价值追求：和而不同的和谐价值观。

价值是精神独立性中最根本的属性，价值不同所形成的行为、所构建的世界也会有不同。无论是在本体论上把世界本原归于独一无二的“一”，还是在宗教观上确立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西方文化价值观中“唯一性”的情结始终挥之不去。但是在中华文化中，即使作为最高的“道”，也不是某种确定的东西，而是一种状态，一种阴阳谐和的状态，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音乐为例，宫商角徵羽五音皆备，一曲美妙的“韶乐”绕梁三日；如果只要一个音调，那听到的就是啄木鸟啄树了。具体到大千世界来说，不是说把万事万物都变成一个样子、一种性质，而是让万事万物都按自己的样子、自己的本性自由生长、平等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和谐状态，并会产生新的东西。这就是中华文化中一句很经典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讲的意思，这句话也讲出了中华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的最高境界：“和而不同”。

——中国文化积淀出中国社会基本的发展方法：生生不息的日新方法论。

一个社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精神独立性走向实践时最直观的体现。在中华文化中，没有什么永恒、到头的社会状态，“日新之为盛德”，“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的社会状态就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中逐步展现；世界的变化也不是单线式的发展，而是“反者道之动”，要善于从历史中汲取自强不息的动力与智慧，不能在追求目标的时候异化了自己，不能走得远了就忘了为什么要出发；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走极端，而是“从容中道”，“允执厥中”，在协调平衡中坚毅前行。

中华文化中的这些思维、价值与方法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独立性，也给与了中国社会以高度的自信。当今天的世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时，“天人合一”为人类修复自己的家园送上一剂良药；当今天的世界因为各种各样的利益纠纷与冲突而可能擦枪走火的时候，“和而不同”恐怕是实现各得其所的唯一选择；当人类社会越来越沉湎于社会发展方式“唯一解”的时候，让“生生不息”告诉我们还有别样的可能性、别样的精彩是很有意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的深意所在。

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中国可谓个中翘楚。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精神对社会主义的契合是分不开的

当一个社会在精神上保有独立性的时候，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立性就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了。远而言之，不会屈服于他者的压迫奴役，一定要争独立求解放，这就是170年来中华民族的奋斗抗争；近而言之，不会甘于照抄照搬他人的做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这就是60余年来中国社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实践。

关于中国社会为什么要走自己的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现在讲得比较多的是国情和历史使然，这诚然是事实也很重要，但还不够，真正要讲全面就还要讲“独特的文化传统”。

百余年来世界上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国家并不少，但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并坚持下来的并不多，中国可谓个中翘楚。能做到这一点，与中华文化精神对社会主义的契合乃至与马克思主义的良性融汇是分不开的。

在中华文化的思维中，从修身到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像同心圆一圈圈向外扩展，“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个体不是在与国家社会的张力中凸显自我，而是在融入家国天下中找到存在的意义。这样的文化精神，就很自然地成为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所有制层面上的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共同富裕等社会主义属性所亲和适宜的文化土壤。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接受社会主义的历史路径中看得很清楚：当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被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剥削事实所放大之后，自然会对私有制有天然的不感冒，而对公有制产生些许希冀，对共同富裕更有种本能的亲近感。再比如，中国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一模式的认可同样有着一种文化心理的延续。既然我们相信“满街都是圣人”，相信圣人与君子可以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什么不可以对坚持先进信仰集聚优秀成员的中国共产党以相应的期待？更进一步看，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中国威胁论”是无稽之谈？习近平总书记最近的一次讲话讲到了根底上：“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所以，从一个侧面来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社会，而是中华文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西方社会的一些人老跟我们矫情，说什么你中国总说不走西方的道路，不照搬西方的观念，其实你们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你们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不都是从西方拿来的嘛！这种说法看似很有事实依据不好反驳，其实不然。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名称上在社会主义前加了“中国特色”四个字，也不仅仅是实践层面把“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简单焊接在一块的“拉郎配”；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国话”然后照本宣科，不仅仅是郑人买履式的拿马克思主义本本来套中国的问题，而是根植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在中华文化渗润滋养中“化”出来的全新理论与全新实践。

当然，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有马克思主义，就有社会主义，而是说当通过政治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把社会主义的种子播种下去之后，中华文化的沃土可以、也确实让它们茁壮成长了，并且成长为站在巨人肩上的全新创造，成为了中华文化中的新内容。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只有500年的历史，但习近平总书记却讲“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深意所在。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溯5000年，让它不仅成为一条政治发展道路，还是一条文明发展道路，实赖于中华文化的“化育”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