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出租车装摄像头夭折”背后当反思（4）

出租车拆除摄像头并非私权的胜利

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引发了人们对于隐私权遭侵犯的担忧。确实，近年来，媒体报道也披露过不少案例。比如2008年《南方都市报》报道的深圳“偷窥门”，监控摄像头拍摄了居民洗澡、更衣等细节，网民们在当地政府信息网站就能查阅。基于这种对摄像头滥用的担忧，广东出租车拆除摄像头，便引来了不少叫好声。

但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摄像头本身并无正邪之分，关键是看人怎么运用。出租车，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工具，其人流情况十分复杂。近年来，发生在出租车上的案例也有不少。或是乘客抢劫司机，或是司机图害女乘客。倘若每辆出租车上，都能装上一个摄像头，那么相关事例发生的比例是否要少一些，警方搜集相关犯罪证据是否也要更便捷一些？

说到底，摄像头会不会侵犯公民隐私，是一个监控行为如何划分好公私权限的问题。具体到出租车，乘客隐私权的范围还存争议。从民众的情感来看，倾向于认为出租车是一个独立空间，乘客在这个空间的行为都是一种隐私。但话说回来，出租车到底还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不可能享有类似酒店房间以及居民楼一样的待遇。要求出租车上给予这种隐私保护，毫无疑问夸大了私权的边界。

从先进国家与地区的实践来看，在出租车装摄像头，早已成为标配。注重保护公民隐私的英国，便在出租车上装了摄像头。俄罗斯则规定，进出地铁的出租车必须装有摄像头，因为地铁人流量大，公共安全形势复杂。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每一辆出租车，也都装有摄像头，既方便乘客找回失物，也保障了司机与乘客的安全。

难道这些国家的公民不用担心出租车摄像头侵犯私权吗？答案是否定的。只是，这些国家在推行出租车装摄像头时，也同时完善了相关法律设置，对滥用摄像头，以及侵害私权的行为，有明确的制裁惩处措施，以此约束摄像头的职能在维护公共安全的范围之内。反观我国，不仅连隐私权的界定尚未分明，甚至连什么单位具有设立摄像头的权限也不甚清晰，似此，又怎么用好摄像头，让公众打消现实版“窃听风云”的疑虑？

在出租车装摄像头与保护民众隐私，不是一个二选一的命题。这既需要相关单位推行决策公开，认真听取民众意见，更需立法机构的积极作为，明确出租车上的隐私权益。不搞清楚这两点，无论是装摄像头还是拆摄像头，都只是一种脑门发热的行为，且慢对其鼓掌叫好。

【启示与思考】

无所不在的监控，正日益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安定与不安”。或许，这便是现代社会一个根本性悖论—“技术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又恶化了我们的处境”。直至，这种纠结体现于一辆辆出租车上，小小摄像头的“存亡兴衰”，似乎微缩了一切。

一场极为短命的试验，最终在一片非议中不了了之。广州出租车与摄像头的短暂“联姻”，之所以激发强烈反弹，概由于其冲击了公众的容忍下限。车内监控器的存在，让乘客燃起了一种“退无可退”的愤怒。这份焦虑感，放诸于“时刻被监视”的大环境下，势必被敏感放大：当民众被迫接受了太多摄像头的扫视，又怎能再容忍小小车厢也告“沦陷”呢？此事中，广州市民异乎寻常的整齐发声，颇有“守住最后底线”的决绝气势。

不成熟的技术生态，也决定了大范围采集市民信息的商业行为，要遭遇极大风险。规模宏大的数据库，一旦被泄露、被窃取，难免造成大面积的社会伤害。而更隐秘的忧患在于，纵使数据保存完好，也无人能确信，其不会被持有者滥用或进行盈利性开发。所谓大数据时代，市民数据被肆无忌惮地收集、利用，却未获得一丝相应的回报和承诺，当真诡异得很。

为了维护公共安全，确实需要在出租车上安装摄像头，而这种摄像头的安装，也确实需要牺牲公民一些隐私的权利。如知情权、肖像权、隐私权。如果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约束，也有可能造成对乘客的违法侵权。因此规范管理才是最重要的。诸如出租车必须有自动提示，告诉乘客这里有摄像头，不要做违法或者不雅的动作；并加强对信息的严格管理和保密，对出现泄露公民隐私的情形时，必须进行严肃处理，触发法律的应依法追究责任。只要找准个人隐私权与公共安全的一个平衡点，进行规范管理，出租车安装摄像头还是具有保护公众利益和安全的价值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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