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哪里来

最近，美国借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强化在乌克兰危机中受损的领导地位，中国则派出规模仅次于美国的海军编队，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环太平洋”多国演习，借此表达对美国领导力的某种认可和对自身军事实力的信心。

中美关系在“全球政治觉醒”时期可能出现“小阳春”。对中国来说，以第二强国的身份与一个权势相对缩水的美国共处，在资源集中度和运用效率上反而要优于多极格局。只要中国能适度抑制“受害者”心态，在制度、理念方面向真正的“积极有为”迈进，并在尽量避免与美国正面冲撞的情况下构建本地区安全保障机制，实现权势和平转移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

“弱者战略”利与弊

距今17年前，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罗伯特·罗斯曾经用“安全至上”和“保持机动性”这两项标准来剖析中国的外交政策。罗斯认为，在主要利益尚局限于亚洲范围之际，以“弱者”面貌出现的政策使中国不至于漫无目的地投射影响力，可以专注解决近在眼前的忧患，从而确保安全。

时过境迁，“弱者战略”在中国当下的对外交往中仍时有浮现。例如，中国在参与国际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应对时，往往是以该任务是否与本国海外利益直接相关为准绳；在包括亚丁湾护航在内的国际行动中，中国也更乐于以独立身份展开活动，而非服从于多国联合指挥机构，以免削弱机动性。在参与特定的地区安全问题和包括气候、太空等在内的全球“公地”治理时，中国政府依然会遵循传统路线，提出基于道义原则而非可操作性的处置方针—道义原则当然不只是空口言说，也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表态，因为很少有国家会从正面对这些原则进行攻击。然而安全亦有其代价：对道义原则的申明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对权势政治和大国协调的排斥，并且很难转化为具有实施力和约束力的路线，故而收获的往往只是“感谢”。

毋庸置疑，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尚处于深化改革阶段的当下，“弱者战略”的剩余价值依然可观。但它对中国长期国际影响力所起的消极作用，也应得到认识。首先，中国对自身参与跨地区国际合作，尤其是安全合作的能力评估相当谨慎，这与国际舆论尤其是非亚太国家对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位颇有歧异。对后者而言，中国在参与国际合作时暴露出来的能力和经验缺陷，远不及“自扫门前雪”式的保守姿态对领导力的伤害来得大。迄今为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搭车”的行为依然多过主导性参与，中国也较少公开表达承担更大份额国际治理成本的希望。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曾提出中国“秉持积极有为的国际责任观”，这需要进一步落实为主动和持续的行动。其次，中国融入和参与建设国际制度的程度越深，过去那种看似游刃有余的机动性受限也就越大，这是“弱者战略”无法彻底规避的。诚然，在不发生大规模对外冲突的情况下增长权势始终是中国的既定方针，但避免冲突并不等于游离逡巡，如果把对外合作视为理性的投资行为，在付出机动性作为代价的同时，北京完全可以尝试创设并扩展利己性的国际制度安排。

更重要的是，近几年周边安全形势的复杂化显示：以全球层面为导向的“弱者战略”，在和中国国家利益具有更紧密关联的西太平洋范围内并不完全适用，甚至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毕竟，即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长期以“弱者”自居，它的政治和安全能量在亚洲范围内都是不折不扣的庞然大物，空间距离的有限和解放军装备现代化带来的直接压力，使得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周边势力很难完全认同中国基于道义原则或公开表态的“示弱”。对周边国家的这种疑惧，中国未必要回以睚眦必报的极端反应，但超越“弱者战略”、以自信和果断的姿态主导亚洲安全环境的改善，无疑是长期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