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哪里来 （3）

提炼“内功”

站在历史后端审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年代，有几点优势是值得格外关注的：首先，“美国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极富吸引力和模仿价值的制度，它不仅在现实的政治竞争中压倒了苏联模式，而且成为诸多国家争相效仿的样板。其次，美国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良性状态，公众舆论在接受并参与承担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的同时，也为国民提供全球事务的解说和教育。领导力的养成由内而外，成为美国在20世纪发挥重大世界影响的基础。

反过来看，美国的“衰落”，也恰恰表现为两大优势的缩水或崩塌。小布什政府在21世纪初一系列鲁莽的单边主义行动大大削弱了“9·11”事件后世界舆论对美国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则令人对“美国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怀疑，2013年以来陆续曝光的“棱镜计划”和其他监听行动更是使一向被视为美式民主核心价值的自由、人权等理念的真实性受到了怀疑。与此同时，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政治制度的党派化使得政策议程出现了间歇性振荡，达成政治共识也越发困难。为数不少的评论家和前官员认为：美国的当务之急在于重新整合和发挥内在优势，非如此不足以抵消衰退。

曾经属于美国的优势，恰恰是志在提升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需要借鉴和效仿的。北京现时较少尝试将“中国模式”加以推广或输出，这无疑是明智之举，但改革不可能以闭门造车的方式进行。中共中央去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责要求和工作重点显示，北京已在塑造一种能够对国内外重大事态形成有效对策、同时对长期的大战略缔造做出审视的安全决策体制，但更艰巨的任务是发展一种适合本国国情、同时具有更突出世界特征的民主政治体制。这种体制的意义不在于标榜，而是要在继续优化国家经济和政治效率、使社会保持稳定和活力的同时，增强中国人在参与世界治理时的自信心。19世纪以来德、日、苏等后发强国参与世界领导权角逐的经验教训显示，“改变自己”可以也应当成为强化国力的源泉，继而为影响世界创造可能。

不仅如此，一种平和、自信、有耐心的对外政策舆论环境，也是中国提升国际影响力必不可少的要素。那些鼓吹在每一场对外交涉和冲突中睚眦必报，以及动辄宣扬“挥动经济大棒，坚决制裁xxx”之类的偏激言论，恰恰是一种不自信和缺乏领导眼光的表现—中国引以为豪的经济成就基本是在近30年内实现的，放在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极其短暂的时段。经济优势的快速养成，使我们具备了较充足的资源和相对充裕的时间去实现政治影响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有什么理由相信，所有争端和问题突然就到了过时不候的节点，需要在极短时间内仓促和鲁莽地做决定呢？在此不妨重温布热津斯基的告诫：“国家间的能力差别，往往体现于它们能否区分以下两种状态：什么是持之以恒的雄心，什么是自以为是的轻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