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哪里来 （2）

辩证看“兴”“衰”

几个星期前，曾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出任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的科特·坎贝尔抛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当下，为什么北京依然拒绝被贴上“世界第一”的标签？坎氏并未直接回答此问题，但他尖锐地指出：“在积累起足够份额的国家权势之后，中国对于如何运用它尚无定见。”

“坎贝尔之问”（Campbell Puzzle）揭示了中国在积累权势和担当国际领导者之间的落差。国际政治学界用“领导力指数”来区分真正的世界强国和仅仅是具有“世界级指标”的地区大国。1945年时的苏联，无论在工农业生产、尖端科技水平还是海上力量方面都远不及美国，但它在地理政治和意识形态输出上的特殊优势足以使其占据“两极”的一端；反之，1914年的德国和美国在多项经济和安全指标方面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资本流动范围、跨区域影响力投射乃至承担的安全义务上仍处于地区级水平，因此很难说在国际政治中居于领导地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远不等于“挑战”成功，甚至可能只是更复杂的考验的开端。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舆论对“中国领导世界”的鼓噪越来越多地和“美国衰落”的呼声联系在一起。美国的“衰落”是否必然导致中国的“上位”？首先，全球领导地位并非私相授受，不能单由美中双边关系来决定。需要审视的是美国的衰落对世界权势结构的长期影响：“一超多强”格局已趋于终结，但尚未有其他国家或集团明确表达希望领导世界的意愿，全球权势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分散化倾向。不仅如此，从非洲北部到中亚的“伊斯兰新月”地带出现了持续的政治动荡，并以链式反应模式在相邻国家间蔓延。这种动荡很难归结于单一缘由，它是后冷战时代以来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爆炸式增长、传播技术高度发展乃至“失败国家”主体意识崛起杂糅而成的产物，并且迄今尚未得到有效疏导。这就使得后“一超”时代的全球权势分布变得越发不稳定。

这种被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称为“全球政治觉醒”（Global Political Awakening）的新现象，影响到的绝不仅是美国和全球层面的政治稳定，它对地区政治造成的冲击将更加持久。在不久前爆发的越南反华风潮中，已经出现了以“抵制中国”为引子、要求改革越南国内政策甚至政治体制的声音，这绝不会是个案。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这种风潮可能成为多个亚洲国家政治上进一步变革的引子，这对中国无论如何都不是好消息。和美国甚至俄罗斯不同，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都面临重大安全挑战的强国，其中来自周边国家的压力甚至往往大于全球层面。权势碎片化倾向的加剧以及美国控制力的下降，将使为数不少的国家热衷于伸张全然利己主义的政治和安全诉求（反过来看，美国干预能力的下降也会使它进一步下放给予盟国的自主权），从而使中国的全球抱负遭遇“背后一刀”—周边国家追求亚洲权势再分配的努力将损害到中国追逐全球领导地位的事业。

今日的亚洲，可能是自二战结束以来存在最多“安全两难”、潜在冲突中心甚至核扩散风险的地区，这意味着中国不像19、20世纪之交的美国一样，仅凭“无为”就可以坐待全球领导权自然转移。全球领导力的提升，首先取决于对地区安全隐患建立控制的能力；换言之，在展望世界领导者地位之前，中国的主要注意力仍须放在周边地区，尤要避免遭遇德国1914年“被包围”之类困境。从另一角度看，西太平洋沿岸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最为强劲的板块，中国主导这一地区的治理本身就有助于提升国际领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