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重视、有待化解的不良社会心态（7）

目前我国成熟的社会阶层构造并未完成，道德泛化问题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主持人：泛道德化现象为什么在当前社会中日益突出，有什么社会基础？

涂少彬：我国目前成熟的社会阶层构造并未完成，道德泛化问题存在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稳定的社会阶层构造是纺锤型社会构造，与它相对的是金字塔型社会构造。在前者中，中产阶层相对于富裕和低层收入阶层来讲是多数；而在后者中，低层收入阶层则占多数。中产阶层一般受过更好的教育，对法治及其重要性有着更好的理解力，而且，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相对容易自我满足，理性能力的培养也有着扎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社会阶层构造非常单一，人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意识形态也极端扬德抑法，这种历史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仍然还在。当今我国社会虽然阶层构成相对成熟多元，但是离纺锤型社会阶层构造仍然有很大差距，相对低收入阶层比例较大的社会是道德泛化的现实基础。

警惕法律问题道德化和道德问题法律化倾向

主持人：法律与道德的矛盾是一道难解之题，道德干预法律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如道德审判、道德惩罚等现象，是否意味着法律问题道德化或者说道德问题法律化？

刘作翔：近些年，在中国的新闻报道和司法审判以及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着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现象和问题，即法律问题的泛道德化。通常的做法是，将一个法律问题转化为道德问题，进而用道德评判代替法律评判。例如，前些年被媒体热炒的“同命不同价”的问题，原本在法律上是一个死亡赔偿金的问题，但在整个社会对“同命不同价”的热议中，将真正的法律问题给消解了，其结果是缺乏对解决这一法律问题的认真思考和研究。另外，在司法审判和行政执法中，也经常出现用道德评价代替法律评价的一些做法。对此，我们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惕。

公方彬：更为重要的是，当社会中道德泛化，往往会化作民意，裹挟政府权力介入，法律就不得不退居其次。换言之，社会离不开道德，但过度依赖道德后，恰恰导致道德不可靠。如果脱离了法治，出现泛道德，则有可能扭曲社会。

举例来看，湖北的佘林祥案，河南的李作海案，河北的聂树斌案，浙江张氏叔侄案等，其中就有司法外的力量介入，特别是体现党委政府意志的政法委介入其中，为什么这种参与引来的不是减少冤案的机会，反而导致矛盾和问题的增加呢？虽然都是为了社会稳定，政法委是秉承党委政府的意图，把第一要务确定为化解社会情绪，维护社会稳定，也就是说，是非曲直要关照，但要紧的是不能因社会情绪酿成社会冲突。而法院、检察院的天性是追求公正，虽然最终维护的是社会稳定，但起点是保证司法公正，终点是社会秩序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