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重视、有待化解的不良社会心态（9）

道德评价过剩易加重道德焦虑，加深社会疏离，更不利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培育，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主持人：泛道德化或者道德评价过剩现象对当前的价值观培育、社会治理以及其它各方面有何影响？

涂少彬：与泛道德化的键盘道德卫士的主观愿望相反，道德评价过剩不仅不能实现他们期待的道德理想国，更不利于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实现。以简单的道德观来要求社会，对现代社会价值观的成长来讲是一种障碍，对多元价值观秉持的群体来讲也是一种压制。

黄明理：泛道德化评判把目光着意于道德，仿佛今天我们遇到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等所有问题都与道德有关。这种泛伦理思维在理论上夸大了道德的功能，陷入道德万能论的误区，在实践上本末、主次倒置，使人们忽视弘扬法治精神，妨碍探寻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特别是泛道德化评判对法治生活的消极影响日益突出。固然法律与道德、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应当相辅相成，良法要体现合理的道德精神，不过，泛道德化思维试图走向法律道德化之极端，倘若道德过度地干预法律，造成道德情绪凌驾于法律理性之上，势必形成道德暴力，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便会受到威胁和遭到破坏。如，交通法规及其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舆论过于强调人道精神，使事故责任与赔偿责任出现分离现象，将有可能使违法者得利、守法者吃亏，增加了守法的成本，造成了守法良民的尴尬。类似的情况无疑损害了法的公正性，从长远看，不利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法治社会必然要求法律和道德适度分离，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也需摒除道德泛化现象

主持人：十八大提出要建立“法治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该怎样引导人们走出道德泛化倾向？

涂少彬：我国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社会治理必须摒除泛道德化的社会评价偏好。除了要从社会阶层构造上做好纺锤型社会的大文章外，我们还要进行现代化的法治建设，领导干部也要大力提升法治思维，宣传法治与理性思维，并通过法治管理、示范与指引社会；司法系统也要通过典型的案例来影响与教育社会，使中国社会真正实现法治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彻底去除道德评价泛化。

公方彬：建立法治中国必须摆脱道德对法律的压抑，树立法律权威。法治社会必然要求法和道德适度分离，但这不意味着二者关系的割裂，相反法治以良法之治践行道德的基本原则，以严格执法和自觉守法营造道德氛围。和谐有序的社会，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和法律两大支撑都不可少。关键是实现平衡，做到相辅相成，一旦失衡就会恶性循环。比如只看到法的规范作用，认识不到缺少法的精神与道德支撑，产生的法有可能是恶法。同样，只看到道德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和排斥法的基础作用，就可能导致道德绑架法律，迟滞法治社会的来临。